李贽与朋友“日以读书为事”
（来源：福建日报 2024-11-26 10版 读书）
吴世龙 郑士璟
明万历九年（1581年）的初夏，李贽兑现4年前同耿氏兄弟许下的诺言，弃官回到黄安（今湖北省红安县）。直到李贽密友耿定理去世前，这段时间应该是李贽晚年最欢喜无忧的日子。
来到黄安后，李贽寓居于耿定向在五云山为他修建的天窝山房，并在此著书立说，《老子解》《庄子解》等作品是这一时期李贽的重要论著。除在五云山著述，李贽也时常与耿定理、周思久等好友饮酒作乐、踏春出游。《初到石湖》描述：“皎皎空中石，结茅俯青溪。鱼游新月下，人在小桥西。入室呼尊酒，逢春信马蹄。因依如可就，筇竹正堪携。”正因为“因依如可就”，李贽也免不了同好友论学。黄宗羲《处士耿楚倥先生定理》记载：“卓吾寓周柳塘湖上，一日论学，柳塘谓：‘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
温馨转瞬即逝。李贽的“胜我之友”耿定理突然撒手尘寰，而他正是李贽千里迢迢弃官奔赴黄安的动力，《哭耿子庸四首》这组诗情深意切地表达了李贽对他的思念。1585年，李贽移居麻城。
阅读李贽的著作，就会羡慕他的朋友。对待朋友，他始终褒扬赞美，也始终怀着感恩的心。朋友的些许善意，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写进他热烈的著作中。朋友在李贽的一生中，尤其是晚年，犹如一束光，温暖并陪伴着李贽。
在曾中野、周思久等人的帮助下，李贽在麻城站稳了脚跟，后寓居于龙潭湖芝佛院。此时麻城发生严重灾荒，李贽早年挚友邓石阳的长子邓鼎石新任麻城县令，特地写信向李贽请教救灾方法。虽然李贽早已因为思想不一致而与其父分道扬镳，但是他仍然写作《复邓鼎石》为其出谋划策，并对邓鼎石及时想办法救济灾荒的行为表示赞赏。最终，麻城惊险渡过此次灾情。
李贽于芝佛院期间，一方面继续读书与创作作品，另一方面进行开坛讲学，借此机会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梅国桢、梅澹然、杨定见、刘近城、（僧）无念等人。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回忆李贽与朋友们“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因李贽日夜做学问，加之为官时清廉且辞官后已无俸禄，他的生活十分清贫，晚年多倚赖师友接济。比如好友李世达闻讯后千里赐俸，李贽甚是感激，在书信《复李渐老书》中写道：“数千里外山泽无告之老，翁皆得而时时衣食之，则翁之禄，岂但仁九族，惠亲友已哉！”
1590年，李贽代表作《焚书》刊刻发行。次年，李贽到武昌黄鹤楼，不承想竟遭到道学之徒的围攻，幸有湖广布政使刘东星的保护，李贽得以安然无恙。在刘东星的安排下，李贽居住在武昌会城，此后刘东星时常邀请李贽入衙讨论学问，所谓“患难见真情”，二人很快结为朋友。然而，刘东星即将升任就职他地，李贽在二人分别后一口气写下了8首诗作，真诚感谢刘的相助之恩，充分肯定他的政治才能，衷心祝愿好友一切顺利。
李贽在武昌时，另一好友梅国桢领命镇压宁夏“叛乱”。历时数月，梅国桢来信报捷，李贽写信《与梅衡湘》嘱咐“外之为言，非系之也”，提醒他对待少数民族应采取宽容态度。梅国桢收到李贽信后也再次回信，表达对李贽身体状况的关心、对李贽著作《焚书》的赞扬及对那些诬蔑李贽之徒的鄙夷。
李贽与梅国桢交情极深，还表现在李贽十分关照梅家后辈。梅国桢官运亨通，陆续在河南、浙江、山西等地任职，事务繁忙，归家成了一种奢侈。恰逢李贽赋闲，自然替好友担起了责任。梅国桢之女梅澹然年轻丧夫，选择佛教以排解苦闷，后又毅然出家读经信佛，在她的影响下，梅家其他后辈如明因等人也向往佛法。因李贽对佛法有独到见解，她们常常求教于李贽。这种行为自然无法被理学家所接受，便编造谣言诋毁李贽与一众女子。然而，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李贽早已与她们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自然不允许她们被谣言中伤。他既写信《与明因》对她们进行关心安慰，又写下《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批驳理学家，发出了“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的时代强音。
“日月湖中久，时闻冀北音。鸿飞如我待，鼓翼向山阴”（《夜半闻雁·其四》）。李贽应刘东星之邀前往山西沁水。一别数载，二人自然把酒言欢，“坪上无花有酒钱，谩将沽酒醉逃禅”。除夕夜上，李贽更是感叹：“烧灯炽炭红如日，旅夕何愁不易过。”
李贽旅居沁水一年余，又应老友梅国桢邀请前往大同，二人在中元节时共登乾楼，眺望远处风景。他的疲惫身心因山水陶冶和老友陪伴，得到了极大安慰：“呼朋万里外，拍手层霄间。塞晚浮烟重，天空岁月闲。”
告别梅国桢后，李贽陆续前往北京、南京等地与好友相会，虽路途遥远，但友情值得……
能拥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是李贽人生中的一大幸事。最后也正如李贽所期望的那样，他离世时是“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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