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报】岳 峰 郑丽琦:寻踪红色翻译

发布时间:2021-05-12浏览次数:536

寻踪红色翻译

(来源:福建日报   2021-05-11  10版  理论周刊·读书

岳 峰 郑丽琦

读史,寻踪红色翻译

红色翻译史指发轫于五四时期,借由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是借鉴国外优秀文化,助力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翻译实践。中国共产党党史与中国革命史交织着红色翻译史,历史见证了红色翻译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催化剂。以五四时期、抗战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例,可以寻觅到红色翻译的踪迹。

在五四时期新旧决裂、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中,翻译传播了民主、科学等新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下了基础,比如严复、章太炎等为译介新知新学作出了贡献,茅盾、郑振铎等译介了新文学。陈独秀通过期刊译文传播启蒙思想,陈望道、朱执信翻译《共产党宣言》,萧三译《国际歌》,郭大力与王亚南翻译《资本论》,赵必振系统译介社会主义理论,李达、李汉俊、瞿秋白、张闻天与施存统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方面有贡献的还有张太雷、熊得山、郑超麟等人。这些译事开启了红色翻译史,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

抗战时期,红色翻译在不同地区推进了民族解放与思想发展。在延安根据地,1938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马列学院编译部,负责编译马列经典著作。193810月,中共中央成立军委编译处,负责翻译马列军事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译著在海外传播,红色中国形象开始建构。在革命根据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得以系统的翻译。许孟雄翻译了《论持久战》、成仿吾五译《共产党宣言》。茅盾、曹靖华、夏衍等翻译家译介世界反法西斯主题的文学作品,提振民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红色翻译继续为保卫和建设共和国作出突出贡献。抗美援朝等战争中,译员赴汤蹈火,用血染的风采续写了红色翻译史。在国内,马列著作继续得以翻译,文史哲学著作、科技教育与艺术著作的翻译促进了国家建设。红色中国的国际形象继续得以构建,毛泽东著作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作品经由翻译在海外传播。至此,红色翻译已经为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红色翻译的精神传承了下去。

思史,重温红色翻译史的道路

早期中国文献的外译多是外国人完成的,除了辜鸿铭等为数不多的中国翻译家。学习红色翻译史可以发现,早在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就推行走出去的策略,力图突破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封锁,从而扩大国际影响。新中国建立后,更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

193610月红军长征结束后,陕北革命根据地被围堵,几乎与世隔绝。19366月,美国记者斯诺访问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等一系列作品在英美出版。不少西方记者、作家陆续而来,如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斯诺、贝特兰、卡尔逊、福尔曼、爱泼斯坦、斯坦因等人。他们写了大量的作品,使国外知道中国的抗日真相,引发了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作品的翻译潮,给世界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与此同时,译者开始对外译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和军事思想。任弼时曾组织师哲等人把中共主要领导人之要作翻译成俄文,包括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及《新民主主义论》等,周恩来的《中国备忘录》。许孟雄、杨刚等人翻译了毛泽东1938年的《论持久战》,杨刚是女地下党员,她的译本从1938年连载于上海英文刊物《公正评论》。此译著得到国际上的关注与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以红色经典为主加大了翻译输出,红色经典英译作品还成了小语种国家转译的蓝本,由此可见其影响力。比如《新儿女英雄传》与《白毛女》通过印地语翻译而在印度传播。《中国文学》发表的英译文学作品也被转译到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荷兰等国。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红色经典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翻译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目标语除英语以外,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印尼语等其他语种。红色经典主要涉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土改,体现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与革命情怀及国家意志,彰显了新中国的本土文学与自我确认。以《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为中心的系列红色经典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认同;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白毛女》获得1951年度苏联“斯大林文学奖”。

从五四时期开始,红色译者译员在社会转型、革命巨变中锐意进取,红色翻译助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经沧桑变化,在革命征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学习红色翻译史,弘扬红色翻译风,具有重要的意义。学习红色翻译史,提醒我们,翻译工作既要坚持走出去的原则,积极推进中国元素的海外传播,又要保持高度敏感的政治意识,通过翻译塑造国际形象,传播中华文化。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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