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报】李大强:海防塞防之争与晚清海疆诗

发布时间:2022-11-29浏览次数:630

海防塞防之争与晚清海疆诗

(来源:福建日报  2022-11-29  10   理论周刊·读书)

李大强

晚清时运不济,东南沿海地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时间里频繁遭受西方列强侵扰,故朝野一直存在请求加强海防的声音。清代海防思潮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已兴起,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受命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时认识到清军水师出海作战时的不足,即“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英船被逐出口仍在外洋逗留并拿获汉奸折》),故提出筹办强大水军的构想。

左宗棠评价林则徐“迄今数十年,谈海防者必推公”(《林文忠公政书》序)。魏源也受林则徐海防思想影响,并由此编写《海国图志》。然而,林则徐、魏源海防思想并未在短时间内受到广泛关注。随着东南海疆危机日益加重,海防事宜才逐渐被重视。但除了面临多国侵略的东南海患问题,晚清政府还要解决主要来自沙俄的西北边患,故而引发了清廷较大规模关于海防、塞防何者为要的论争。

一般认为晚清主要有两次海防、塞防之争。第一次爆发于18741875年之间,其直接原因是18744月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当时海防论者的主要理由是,相对于西北塞防,海疆面临多国侵袭,所以东南海防更为亟待解决,即“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复奏海防条议疏》)。而在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论者看来,“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左宗棠与李鸿章实际上代表了朝野上下海防、塞防基本的国防主张。虽然此次讨论并未得出确切结论,但清政府经过权衡,最终于1875年密谕左宗棠处理新疆事务,同时派李鸿章、沈葆桢二人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这代表清廷实际奉行海防、塞防兼顾政策。

但海防、塞防的争论并未停歇。在清政府收复伊犁之际,即引发了第二次海防塞防之争,其诱因是1879年未能如期收回伊犁的崇厚与沙俄签约事件。起初,舆论界更倾向于东南海防,因为舆论认为日本所图甚大,并非仅仅冲绳岛,还有台湾。但崇厚事件后,整个社会的舆论开始转向重视西北,如《申报》1879年《归还伊犁利害说》一文强调伊犁对稳固新疆以及整个西北边境的重要性,与第一次论争之时《申报》支持海防甚至放弃塞防的主张相去甚远。

就海防、塞防本身来说,虽然两次论争都没有达成一致,但在第一次论争之时,左宗棠西征所需费用多从东南诸省抽拨,第二次论争之时,社会舆论也转向西北边防,所以可说“塞防”派于两次论争中均取得了胜利。此两次论争影响深远,一方面,左宗棠在西征军费有保证的情况下不负所望,最终收复新疆,遏制了沙俄进一步蚕食中国西北的劲头。但另一方面,正是塞防取得了清廷财政的优先权,让本应早日得到支持的海防经费被迫受到挤压和拖欠,限制了中国近代海防的建设。

虽然海防、塞防之争以“塞防”派的胜利而告终,但肇始于清中叶的海防思潮及此两次论争终使得晚清社会一改过去单纯关注西北边防而将目光同时投向了东南海疆。这在晚清文人界反映得尤为强烈,以至形成大规模的海疆诗歌潮流,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边塞诗的特点。

首先,晚清海疆诗歌上承以往边塞诗歌雄浑刚健的一面,同时又具有海洋雄奇澎湃特色,如“惊笑天公频闪电,群飞海水怒闻雷”(魏源《寰海后》),“海城五月风怒号,飞来金翅三百艘,追逐巨舰来如潮”(黄遵宪《台湾行》),“惊闻横海掣长鲸,赤子潢池竞弄兵”(朱抡《闻台湾警》)等写海上雷轰电闪、五月风号、巨舰如长鲸一般齐发追逐,甚至比边塞诗长烟落日、沙场点兵、金戈铁马气势更为磅礴。

不仅如此,相较于以往边塞诗描绘的冰天雪地、荒原大漠、狂风飞石等,虽平沙漫漫,长河如练,但终未免荒僻、单调与死寂的景象,海疆诗如“扶桑枝红挂朝日,珊瑚树绿充庭藩”(姚莹《台湾行》),“海中仙蚌流珠泪,天上寒鸦怨玉颜”(丘逢甲《秋怀八首次覃孝方韵》),“碧海沉沉岛屿还,万家灯火夹青山”(康有为《九月二十四夜至马关伤怀久之》)等,则引海洋生物与海洋景观入诗,表现出更为明丽的色彩,凸显海洋优美之感,可谓壮美与优美兼具。

其次,晚清海疆诗歌反映的民族关系呈现出向非对抗性为主转变的趋势,是对以往边塞诗的一大突破。清前中期,由于尚有统一边疆地区的历史任务,故仍未突破传统边塞诗大漠孤城、烽火旌旗、琵琶羌笛之限,如洪亮吉被贬边塞,赵翼为官西南,查慎行扈从康熙之时所作边塞诗均多同边塞戍守与战争有关。

清中后期,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边疆地区逐渐统一,为确保边防安全,除行政管控、军队派遣以外,还在边地实行辟土地、课农桑等政策,故包括海疆诗在内的清代边塞诗描写的对象便逐渐转向边地物产、风俗与农事,如“攀枝一树艳东风,日在珊瑚顶上红”(张维屏《木棉》),“一自重洋通市后,海滨重出纪游篇”(蒲郎《上海竹枝词》),“屯田军已归民籍,散秩何须卫尉闲”“雨过香湾滑大堤,先农坛下看扶犁。争传野老荣冠带,到处撑船早罱泥”(陈金浩《松江衢歌》)等写春之江南繁花似锦,上海通商后熙攘兴盛以及屯田军人转为民籍,建设海疆边地等,是对抗性描写转向非对抗性描写在晚清海疆诗歌中的表现。

再者,由于晚清东南海疆受到近代化西方列强的侵略,反映时局的晚清海疆诗歌传达出浓厚的现代思想,代表当时社会现代意识的觉醒。如魏源《寰海》《秋兴》组诗对晚清民族危机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刻思考,强调要牢牢把握住海关税收等,充满前卫的现代经济学思想。

晚清海疆诗的现代性还体现在社会矛盾由对内转向对外以及中华民族整体观之民族意识的觉醒。嘉道之际,随着海上列强频繁入侵,清朝海防政策的重点由“防内”逐渐转向“防外”,即由嘉道之前主要防备国内人民反抗,或不法之人潜往海外同海外势力勾结从而危害清朝海疆稳定向抵御西方列强侵略转变。此种转变意味着清廷的矛盾已不再是传统内部的民族矛盾,而是一致向外的反侵略斗争。正如张维屏所说,“往者蛮夷长,依然中国人”(《越台》);“汉有匈奴患,唐怀突厥忧。界虽严异域,地实接神州”(《书愤》)。虽然汉朝有匈奴,唐时有突厥扰乱边关,但都属于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人民内部矛盾,与英法等列强侵略的中外矛盾有本质区别。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反映出近代文人民族观念与意识的萌生与强化,具有现代意义。

海疆诗在明代已然出现,而并非为晚清所独有。但明代海疆诗以反映抗倭斗争为主,且随着明代倭患的平息,以及明清两朝继续加强施行“海禁”,海疆诗歌失去了其赖以生长的土壤,陷入低迷。而在海防思潮与海防、塞防之争影响之下,晚清再次出现海疆诗歌,在创作主体、主题、意象、风格与形式等方面都具时代新变,呈现出蔚为大观之气象,既是对明代海疆诗的复苏,也是对中国边塞诗的一大开拓。

更为重要的是,以晚清海疆诗为代表的东南边塞诗同以洪亮吉、纪昀为代表的西北边塞诗,以吴兆骞、陈之遴、屈大均等为代表的东北边塞诗以及以赵翼、王昶、赵文哲等为代表的西南边塞诗一道共同构成了涵盖东北、西北、西南和东南等边疆在内完整的清代边塞诗体系,使得包括晚清海疆诗在内的清代边塞诗取得了能够与唐代边塞诗分庭抗礼的地位,成为中国边塞诗歌史乃至中国诗歌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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