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恩师，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同乡会上。当时，随“上山下乡”的大潮到农村“滚了一身泥巴”又再进学堂的我，特别珍惜这种由老乡自发组织的大学同乡会。同乡会的气氛亲切而融洽，恩师在会上侃侃而谈，他鼓励同学们要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自诩要充当伯乐，为国家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恩师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为乡亲中有一个出色的教授而感到自豪，更为能在恩师所在的地理系学习、将来有机会聆听恩师的教诲而深感欣慰。
此后，在系里其他老师和同学们的口中了解到了恩师的点点滴滴。恩师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毕业后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留学。当时德国地理界学术权威李尔霍芬在考察中国海岸后，认为中国杭州湾以北海岸线比较平直，应属于上升海岸，杭州湾以南海岸线比较破碎，应属于沉降海岸，李尔霍芬的“中国海岸北升南降”的观点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学术界。而恩师在福建平潭岛上找到了海岸上升的有力证据，并以海岸“降中有升、升中有降”的海岸动态升降观点在美国撰文批评了李尔霍芬的观点，恩师敢于向学术权威挑战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一时声名鹊起。恩师学成回国后历任福建协和大学副教授、暨南大学教授、福建英华中学校长，1954年后到福建师范学院地理系任教。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恩师因为有留洋经历而被打成“右派”、“特务”和“反革命”。
在大学就读期间与恩师有过多次交往，恩师曾到系里查阅我的学习成绩，并勉励我好好学习，保持成绩。在高年级有幸听了恩师为我们上的“北美洲自然地理”，毕业前夕我们几位同学选择跟恩师撰写毕业论文，恩师带着我们看过东山岛的风动石，看过长乐的郑和碑、金刚腿，看过闽江口的潮起潮落……。转眼毕业在即，正当我怀着万般不舍的心情准备离开大学到中学任教时，欣闻恩师准备招收研究生，我欣然报名参考，终于有幸成为恩师的第一批三个硕士研究生之一。三年毕业后更得以留在恩师身边工作，从此与恩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是“科学的春天”为恩师带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是恩师同学的两位美国教授来到中国，来看看当年的同学是否仍健在，他们终于找到了恩师，并邀请恩师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的有关海平面研究项目。当时已经古稀之年的恩师被国际地质对比委员会选为第61项计划海平面研究中国工作组组长，恩师带领着许多中国精英参与了历时十二年的三个国际重大海平面研究项目（第四纪海平面变动、全新世海平面变化和未来海平面上升及影响预测），当时的恩师精神奕奕，忙忙碌碌，在科学的殿堂中往返穿梭。曾邀请著名的美国Bloom教授到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厦门）作有关海平面研究的学术报告，曾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岛）召开国际海平面学术会议，曾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60周年纪念会上被授予荣誉奖章，曾多次应邀赴国外讲学，曾赴日本东京参加学术会议而被国际地质对比委员会选为第200项计划国际8个顾问之一，曾荣获国际第四纪研究会世界10个终身荣誉会员之一。恩师先后被列入美国传记研究所、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所编辑的《世界名人录》，以及《中国当代名人录》、《福建当代名人录》，等等。
恩师对弟子们呵护备至，不但关心我们的学业进展，也关心我们的个人生活。恩师因为多年留学国外，掌握的英语更胜过中文，平时记事、讲义都用英语。恩师曾教导我们如何学习英语、如何制作学习卡片，如何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如何撰写论文摘要，曾嘱咐我们要用“全球的眼光”进行科学研究，要我们“先成名后成家”。恩师弹得一手好钢琴，曾用钢琴伴奏教我们学唱英文歌，恩师经常于周末带我们到福州五四路澡堂泡温泉。恩师对我的勉励和鼓舞，更是点点滴滴在心头。
（杨建明 地理科学学院1982级硕士研究生，旅游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