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投八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是我国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他负责筹建福建师专美术科，以后又发展为福建师大美术系。到八十年代退休前，他一直主持美术系工作。几十年来，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美术专门人才。他一生追求完善的艺术境界，追求进步与光明。同时他严于律己，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自觉改造世界观，终于在年届六旬时成为我们党的一名战士。谢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足以作为我们的楷模，令人长久思念。
从马尼拉到巴黎
1902年，他出生于美丽的南国名城厦门。但是，从他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命运似乎有意地给他安排了诸多劫难。三岁时，父母相继辞世；七岁那年，又得了一场大病，使左腿萎缩致残。他失去家庭的温暖，失去健康，也失去了童年的欢乐。从此以后，他变得沉静而内向，不爱与人交往。但逆境也造就了他坚强的性格。他意识到，此后漫长的人生道路，要靠自己撑着拐杖艰难地往前行走了。为此，他发愤苦读，努力掌握过人的技艺。课余时间，别的孩子蹦跳嬉戏，而他却习惯于静静地坐着读书作画。
十六岁那年，他集美中学毕业后即赴菲律宾，考入慕名已久的菲律宾大学美术学院。当时，菲大美术学院由西班牙画家执教，继承了十九世纪欧洲传统的学院派画风。在这里，谢投八先生打下了坚实的绘画艺术的基础。由于他的勤奋，只用五年时间就修完了六年全部课程。毕业后，留在该院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艺术是无止境的。他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希望能到当时世界美术中心巴黎继续深造。这时他已与黄韵秋女士结婚，并生有一女一男，家庭经济颇为拮据。于是，他想到向堂兄求援。堂兄同意承担其赴法留学所需费用。1928年，为了自己所热爱的艺术事业，他告别妻儿，只身踏上万里航程。
到巴黎后，他先进入一个私人画室，专攻素描和解剖学，而后考入茹利昂美术学院，师从著名画家亚米·洛伦斯。同时，潜心研究古曲主义大师大卫、普吕东等人的作品。他认为，这些作品表现出理想的美和浓重的浪漫主义情调，极具艺术感染力。当时，巴黎肖像画盛行，而且这个时期的作品在法国当代的肖像画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谢老身居巴黎，自然也深受影响。从他现在仅存的几幅肖像画《土耳其卫士》、《巴黎少妇》、《黄韵秋女士》等作品看，画法工致，变化微妙，具有丰富的内涵。这几幅作品也许并非他的代表作，但也可以看出他高度的油画技巧。在巴黎他既专攻肖像画，也喜欢风景画。经常邀请画家一起到野外写生，以便互相切磋琢磨，可惜他的风景画作品留下的甚少，我们无法领略其艺术风貌。
谢投八先生在巴黎留学六年，成就斐然。他的画，曾先后三次获得茹利昂学院的金奖。其中，肖像画《母亲》最为动人，他以自己从小失去母亲的孤苦和对母亲的无限思念融入画中，从而使之充满母爱的光辉。这幅画不仅获奖，而且于1933年人选法国春季沙龙。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到他第一次参展并获奖的曲折而奇特的经历。原来他自己选送的一幅画，并未引起重视；而另一幅画是一位老工友从他丢弃在画室的废纸堆里捡出来，并偷偷挂在展厅上，结果却获得金奖。听完谢老的这段叙述，我们在感到庆幸的同时，自然要对那位老工友表示敬意。他做的虽然只是普通的勤杂工作，可是谁说他不是一位高明的鉴赏家!更值得称道的是老工友对青年画家及其作品的珍惜和爱护之情，当时如果不是他的信手拈来，金奖的桂冠也许就将落到别人的头上。同时，这件事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证明谢老的创作态度严谨，从不粗制滥造。几个月辛勤劳动而创作的一幅画，只要自己稍觉不满意，往往就要推倒重来。但他对自己有时也难免过于苛刻、过于挑剔了。我们总在想，那几年被他这样丢弃的艺术珍品还有多少件？
从马尼拉到巴黎，他在海外苦学了十六年。期间历尽艰辛，但也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当他第三次获得金奖时，茹利昂美术学院的负责人终于面带微笑地告诉他：“你可以回国了”。
与徐悲鸿等人的友谊
常言道：以文会友。画家们也是通过创作实践活动，相互观摩，切磋技艺。谢投八先生为了创作和生活上的方便，在巴黎租用了私人公寓，留学生们在周末或假日常来喝喝咖啡看看画，或相约在这里集合一起到野外写生。谢老对油画艺术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为人正直、心胸坦荡又乐于助人，使大家觉得是个可信赖的朋友。于是，他的小公寓就成为留学生经常聚会并开展学术活动的场所。
当时，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如何促进欧洲油画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结合，如何开拓中国现代美术的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划，他与黄显之、吕斯百、常书鸿、刘开渠、庄予曼、王临乙、曾竹韶、滑田友、唐一禾、郭应麟等三十人于1933年1月在巴黎成立“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他们发表宣言，明确地提出学会宗旨，即决心以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对中国现代美术的道路进行探索与开拓，为促进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有些人虽未参加学会，但也对他们的这种志向表示支持与赞赏。谢投八先生积极参与学会的筹建工作，在留法学生中深孚众望。直到建国初期，有一次我们到上海参观美展时，吕斯百教授在展厅对我们动情地说：“你们的系主任当时在巴黎是这个——”他伸出了大姆指。
著名画家吴作人在巴黎时曾专程前去拜访谢投八先生。不巧的是，当时谢正好赴欧洲各国观摩世界名画。后来谢从意大利到达比利时，也特地去拜访吴作人，遗憾的是也扑了一个空。解放后，谢投八先生虽然历任全国美协理事、中国文联代表以及福建省美协主席等职，但由于他身有残疾、行动不便，许多会议都没有去参加，以致这两位神交已久的朋友长年未能谋面。直到七十年代初，吴作人先生偕夫人应邀来福州作画时，打听到谢老的住处后前来拜访，俩人才得以相见，彼此倾吐仰慕之情。
中国美术界的一代宗师徐悲鸿先生比谢投八先生年长七岁。当谢赴巴黎留学时，徐已于前一年学成回国。后徐于1933年再度赴法举办画展时，结识了谢，而且就住在谢的公寓里。两人相互交流对中国美术发展道路的认识，言语投机，引为知己。回国后，两人互通音讯，交流办学经验，谢老在厦门美专教授素描课时，还在教室里挂两幅徐悲鸿先生的人体素描让学生观摩学习。同时，徐悲鸿也十分尊重谢投八先生，抗战初期，他曾在《宇宙风》上发表文章，叙述其赴欧举办美展的经过，文中特别提到谢投八和郭应麟。他认为，中国有不少基础扎实而又勇于探索的画家，因而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谢老非常珍视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徐悲鸿先生去世后，他在卧室里常年挂着徐给他的亲笔信，怀念之情充满了那间斗室。
谢投八先生回国初期受聘于厦门美专。那时，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来报效祖国，并推动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据当时曾与谢老共事的刘正诼先生说，在厦门美专时，谢老的画一改原先严谨工细的特点，画风粗犷而奔放。风景画《故乡的冬日》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1980年4月，台湾的《艺术家》杂志也发表署名索翁的题为《厦门美专追忆》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谢氏因身体缺陷，意志特别坚强，以悲剧精神，焚膏继晷，学习甚勤，打下了稳固扎实的基础。美专同学最尊敬他，受他的影响也最深。谢氏油画与周碧初恰好相反，每种色彩都以黑色调合。笔触细腻而坚实，表现出千钧万锭的质量感。彩绘为素描，暗黑若经百年风霜的古画。但其背景往往省略，构图简洁，又不同于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看惯了大红大绿粗浅条的现代绘画，反看谢氏的作品，倒有一番清新的不同味道。”又说：“我曾问留日同学谢国镛：“你对谢投八的画，观感如何?”国镛回答说：“谢投八的画深刻得很!看了他的画，不禁要肃然起敬”。这些都说明，谢投八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一样，为实现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宗旨正在迈出坚实的步伐。
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
纵观谢老的一生，他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说是在美术教育的园地里为培育英才而辛勤耕耘。正如他在诗集《复燃草》中所写的：“春风何浩荡、桃李邑芳菲”。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谢投八先生负责筹办省美术教育养成所，为中小学培养美术师资。1941年，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正式成立，省美术教育养成所随即并入该校艺术科，由他出任艺术科主任兼教授。当时正值抗战时期，生活非常困难，每月仅有二百斤糙米的薪金，难以维持八口之家。他不得不一边教书，一边带着一家老小开荒种菜。他在《到家》这首诗中写道：“望庐情转怯，人室泪盈睫。山妻病在床，众雏瘦削颊。大小镇日忙，家事犹未沾。我亦一病身，不得不喋喋”。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困境。虽然这样，他仍尽心尽责地做好工作。一到了办公室和教室，家事往往就撂在一边，甚至全然忘记了，只是下班回家，特别是快到家门时才“情转怯”，孩子们毕竟是要吃饭的。作为著名的画家，当然有许多人向他求画，但那要看是什么人。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请他作一幅肖像画他就欣然命笔，这幅画现在还陈列在陈嘉庚故居的大厅里。如果是反动官僚，虽然许以重金，那他宁可饿肚皮也决不答应。中国著名作家章靳以的短篇小说《生存——献给忘年的好友S》，就是以谢投八先生及其一家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困苦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凛然正气。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师专与其他一些院校调整合并为福建师范学院，仍由谢老任艺术系系主任。为了加快培养人才，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当时艺术系不仅设四年制本科，还有五年制和二年制专科。随着招生规模扩大，师资队伍也壮大起来。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无疑也为他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我们学校位于闽江之滨美丽的仓山，但道路的崎岖，石阶层层。几十年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扶着拐杖的身影在山路间艰难地行走。每天他总是最早来上班，而下班时他总要各处巡看一遍，随手关上窗户或切断电源，最后一个离开。他常说，要办好一个系不能只靠系主任一个人，重要的是要依靠大家。因此，他非常爱护、尊重教师。哪位教师家里有事或生病住院，他都要前去探望。如自己身体不适，也要一个子女代表自己去表示慰问。由于行动不便，不能与大家经常保持联系，因而每年春节他都坚持挨家挨户地给大家拜年，同时就新的一年的工作设想和大家交换意见。1959年春节，他就是因为给大家拜年过度劳累面摔倒在路上，让人抬回家。虽然不久以后他又坚持工作，但从此他要撑着两把拐杖才能行走了。
为了使学生全面地健康成长，他历来坚持：一、每一位中青年教师都要兼任班导师，并且带领学生下厂下乡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实践；二、每一门课程都要配备科代表，以便经常听取学生的意见和要求，作为改进教学工作的参考。五十年代初，我在美术系读书时，谢老教我们素描课，我是科代表，因而每周末必须到他家里汇报班上同学的学习情况。他很注意倾听大家的意见，有时还拿出笔记本记录下来。后来，我留校任他的助教，他又要求我定期把学生的作业送给他看，以便及时地发现优秀人才，精心地加以培养。
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他很少再提笔作画。但是，为了增强学术气氛，繁荣创作，他在间断多年之后又回到画室来。当时，我很想看他的作画过程，有一次，我故意选择一个能窥视他画面的角度坐下来。这时我才发现，他的手不停地颤抖，画笔不听使唤。他想点在这里，可是画笔却落在不该落的位置上。他拿出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汁珠，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又坚持画下来。他的油画《少先队员》就是在克服人们意想不到的困难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大家为之叫好，而我却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简单的一幅画，而是以生命的力量顽强拼搏所取得的结果。在他的带动下，那几年我们系师生的创作喜获丰收。
积数十年的经验，他于晚年写了《素描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在这部论著中，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素描教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素描是绘画的基础，必须严格地进行素描写生练习，以培养坚实的素描功力和熟练的写生技巧。由于师范院校的学生要学习和掌握教育科学，专业学习也要求一专多能，因而素描课不可能安排很多时数。因此，他主张以短期作业为主，长期作业为辅，在量中求质。同时，适当地穿插一些长期作业，以求得进一步深入和提高，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与此相联系，他对短期作业提倡以线条为主、明暗为辅的表现方法，突出对结构的研究，并追求线的韵律。如果强调明暗，也应以三线明暗为主，力求以块面塑造物体的体积感。五十年代中期，全国风行学习前苏联契斯恰可夫体系强调以长期作业为主的素描教学方法，而谢老从师范院校的特点出发不敢苟同，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表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理论上的勇气。这一系列教学主张都凝聚在他的论著中。1980年9月，在上海召开全国师范院校艺术系素描教学大纲讨论会和学生素描习作观摩会。我们带去的学生作业多以线条为主、明暗为辅，突出人物结构，在观摩会上显得与众不同，引起与会代表的赞赏，并全部被选人学生素描示范作品集。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谢投八先生一生创作的艺术珍品今天留下的不多。其中，大量作品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烧成灰烬，残存的部分也多在“文革”中被毁。为此，谢老曾经悲痛欲绝。但他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他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他所培养的一大批人才正在各地为美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爱国者到共产主义战士
谢投八先生在青少年时期除了擅长绘画外，还酷爱文学和历史，阅读了大量爱国诗人壮怀激烈的诗篇，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陶冶。
当时一方面是悲剧命运接连落到他自己的头上，而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我们祖国正经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和蹂躏。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却促使他从小就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十七岁那年，他远在菲律宾学习，可当他得知我国政府又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他怀着愤激的心情在自己的手臂纹上“勿忘国仇”四个字。数十年后，他亲自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卷起袖管，这四个大字还清晰可见。
许多青年到国外学习科学技术，而他却选择了绘画艺术。他认为，这适合自己的身体条件，同时绘画艺术同样可以促进祖国的繁荣昌盛。他勤奋学习，成绩优异，这不仅反映了他从小养成的顽强毅力，也是为了给中国人争得荣誉。当时，由于我们国家的国力孱弱，因而中国人常常受到歧视，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为此，他总要起来抗争。他曾向我们提起一个故事：在巴黎时，有一次他到一家有名的鞋店定做皮鞋。由于左脚穿的是特制皮鞋，而且走路时没有着地不易损坏，因而需要的只是右脚穿的一只鞋。他表示如果由此给鞋店添了麻烦，他可以出高的价钱。但老板拒不接受，态度蛮横，还带着轻蔑的口气问他为什么不回中国去定做?他气愤至极，当着围观的群众与之评理，终于迫使老板向他表示道歉。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他也用自己的行动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回到公寓，他深有感触地对友说：“关键是我们的国家要尽快地富强起来”。
1948年8月至1949年7月，是谢老的“教授轮休年”。他应聘到杭州艺专开设“谢投八工作室”。此时，杭州已临近解放。为了保护学校和师生的安全，他毅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护校活动，张开双臂迎接杭州解放这个盛大的节日。当时他以极其振奋的心情写道：“不堪回首话当年，洒向人间血泪篇、覆地翻天祈解放，污泥浊水尽成烟”。
新中国成立后，他认真地学习政治，认识到要振兴中华靠一个人不行，靠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不行，而必须投入党的怀抱，把个人的一切努力都溶人集体的事业中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个人才能真正地有所作为。后来，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艺术实践中，他始终没有放松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有一次，他在与青年教师交流学习体会时说：“学画要先学做人。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要认识到，艺术不是沙龙里的摆设，不是个人沽名钓誉的工具。我们提起画笔的目的，全是为了反映沸腾的社会生活，反映工农群众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创造美好世界的热情。艺术作品的高格调，来自艺术家自身的高尚品格”。为此，他总是要求师生下厂下乡，深人生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生活方面，他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1955年，他带我们到上海参观美展时，受到上海美协领导和他在巴黎时的老同学的欢迎和接待。对方为他安排顶高级旅店，他谢绝了，坚持要同我们一起挤在六人一间的小旅馆里。在观摩油画作品幻灯片时，上海美协负责人又在前排中间留—F位置，并到会场门口迎接他。谢老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他们作这样的安排后，便提早进入会场，默默地坐在小角落的位置上。他不愿意人们老记住他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只愿意和大家一道为共同的事业作出新的努力。他不希望人们因他是知名画家而过份地突出他个人。按照学校领导和财务部门的意见，人们为他买了一张七十多元钱的软席卧铺票，谁知他大发脾气。返回时，他坚决不让我再替他买票，而自己一个人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十一元五角的硬座票。他说：“两种票价相差十倍。我们国家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替国家节省每一分钱”。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也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谢投八先生终于在195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年近六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有一个共同点：只要他热爱祖国和人民，不断地追求进步和光明，最终都会集合到党的旗帜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终身。
谢投八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却似乎仍可见到一个拄着拐杖在山路间艰难地行走的身影。今天，我只想说，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他始终活在我们中间!
（叶锡祚 美术学院1950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