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胡山源、黎锦明、黄寿祺、俞元桂四先生

发布时间:2013-05-30浏览次数:1316

  

怀胡山源先生

我阔别福州将近40个春秋了。

福州雅号榕城,三面依山,中流一水,风景绝佳。然而多年来萦绕魂梦之间的却不是那名闻遐迩的鼓山,也不是富有仙迹的于山,而是乌石山。乌石山古称闽山,岩石灵秀,古人曾云此山登览之胜,堪与蓬莱匹敌,可是常年牵惹着我心灵的却不是灵霄台遗址,也不是奇岩千丈的香炉峰,而是那一缕带有几分甜蜜几分惆怅的人情。

解放初期,在乌石山南麓有一所师范学院,当时我是这里中文系新生。校舍虽然简陋,师资力量却颇雄厚。院长是历史学家胡允恭,他千方百计罗致人才。开学那天,中文系新来一位系主任,约摸40来岁,穿一身簇新的中山装,胖胖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笑眯眯的,十分和蔼。他就是五四时期“弥洒社”的创始人胡山源先生。此外,还有黎锦明、黄寿祺、关德栋、许文雨、廖元善诸先生,均是国内知名的学者、专家。

山源先生教我们写作,深受同学欢迎。他批改作业尤其认真,采用的办法是面批,他以为只有如此对学生才有帮助。一次,我交给他一篇所谓“小说”,他把我叫到房间去,拿出稿子,上面已是密密麻麻改了好多。他拿着笔指点着,说:“两人对话,没第三者在场,就不要写‘你说’、‘我说’了。”又指着上面写的“夏天时”,说:“‘夏天就是时,这个‘时’字应删去。”还谆谆告诫道:“句子要尽量写短,写完要读几遍,凡感到拗口的都要把它删掉。”一篇不到3000字的习作,他足足讲批了一个多小时,使我茅塞顿开,受益无穷。

山源先生是国内著名的老作家,鲁迅曾誉他的短篇小说《睡》系“笼罩全群的佳作”。以这样资深的作家教一年级写作,自是游刃有余了,然而山源先生却半点不肯马虎。后来,他将讲课内容,以师生课间对话形式,写了一本《小说创作讲话》。他告诉我:“书中一个叫蒋生泉的小伙子就是你。”胡允恭院长十分器重山源先生,特地在自己寓所里匀一间房给他住,系里师生对他也很尊重。但好景不长,不久,思想改造运动的斗争风雨铺天盖地袭来,胡允恭院长首当其冲,中文系的斗争对象自然是山源先生了。像样的“罪名”似乎没有,只记得说他在抗战时期为激励民族气节而写的《扬州义民别传》等缺乏阶级观点,说他思念远在家乡的老母,封建观念严重。好笑的是对山源先生严肃的批判,竟在一场哄笑声中不了了之。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山源先生有一个姓陶的助教,年纪30挂零,个头不高,长相颇怪。说话怪声怪调,而且支吾不清。正当人们发言时,他突然站起来,情绪十分激动,跺着脚,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吃吃地说:“我请求政府枪毙我!”与会者全都愕然,以为他要坦白什么滔天大罪,谁知他两眼发直,满头大汗,声音颤抖,说来说去就那么一句话:“要枪毙我!”那样子实在滑稽,大家不禁笑得前俯后仰,批判会开不下去了,只好散了。

这次斗争运动着实使山源先生感到伤心,但他对青年学生毫不记恨,见面仍是问这问那,关心他们学业的成长。乌山呆不下去了,院系调整时他便到上海师院去了。1954年,我到华东师范大学上研究生,特地和两位同学去探望他。山源先生见到我们十分高兴。在上海,他似乎也不顺心,不久便在刊物上看到批判他的文章,把《小说创作讲话》说得一无是处;接着他又不幸“落网”成了“右派”,1964年便退休回故乡江阴,从此渺无音讯。直至80年代初,才陆续听到关于他的消息,知道他已恢复名誉重返文坛,虽年已古稀还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知道他还是那么洒脱豁达,虽受尽折磨仍表示“过去的事过去了,一切向前看”,知道他还是那么热爱生活,热情欢呼“耄耋逢盛世,飞觥应无数”;知道他还怀念着乌山的生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弥洒社”资料》,派人去江阴拜访他,想不到他还记着我这个乌石山时期的学生,谈了许多往事,带来殷切的问候。这一切都使我激动不已。

往事如烟,旧情似海。当年我也曾与三五好友攀上乌石山顶,寻觅高僧名儒的题迹,眺望西门外的平野与水势,领略那从远方吹来的温暖海风……时光如流水般过去了,乌山,你该也变样了吧!往年那些事,那份情,将永远萦回于我的心灵之中,是那样地难以忘却。

忆黎锦明先生

在乌石山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读过书的人,都不会忘记黎锦明先生。记得有一年开学典礼上,系主任胡山源先生首先介绍他,说这是鲁迅先生提到的“湘中作家”。会后,大家都去翻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果然,文章对黎锦明先生的创作评说甚多,说他的作品“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说他有些作品“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又去图书馆找他的《烈火》、《破垒集》等短篇小说来看,还知道他在30年代就在北京大学当过讲师,在河北大学做过教授,大家私下很庆幸有他这样一位老师。

锦明先生教我们‘“文选与习作”,他十分严肃,少有笑脸,从不讲废话,一站到讲台上,便操着一口难懂的湖南腔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讲开去,板书很多,且夹杂有不少英文。他讲的多是自己的见解,不喜人云亦云,听了极有启发。他改作业的方法和山源先生不一样,从不面批,但看得认真,改得详细,不但有眉批、夹批,且有总批。有一次,他出了一个《回乡》的题目,要大家当场交卷。班上有很多外地人,他们有回乡经验,自然有感可发,写来得心应手,但苦了我们这些福州本地人,只好凭主观想象,进行虚构了。卷子发还时,我的作文后面写有龙飞凤舞的一行批语:“你可以创作,可惜没有生活”。前半句是鼓励,后半句则道出习作的实情,即说它纯属胡诌。这是锦明先生的幽默。

锦明先生给人的印象有点古怪,他个子瘦长,剃着光头,窄小的脸庞上挂着一副没有框架的老式眼镜,鼻子高而尖,眼睛小而锐,留有胡子,但不是一撮胡,也不是八字须,而是在嘴角两边留着一个小圆点,剪得短短的,下巴刮得精光,因此左右两个黑点特别显眼,有些异样。穿着也怪,上身是一件质地很差的西服,下身却穿着一条汉裤,大裤头对折着,系一根绸带,脚下蹬的是一双小圆口的布鞋。西装口袋里别着的不是钢笔,而是插着一支截短了的毛笔。上课时,他从口袋里抽出笔来,拔去铜套,将笔头放在嘴里舔了舔,从容不迫地开始点名,随点随舔,点完名他老先生往往也成了“乌嘴鸡”了。

锦明先生性格内向,似乎有点落落寡合,不大和人交往,也不太和学生交谈,平时话不多,但语气有点幽默,甚至让人觉得怪异。记得有一次,一位老教师申请晋升教授,系行政开会讨论,这位老师资历很深,可学术成果不多,只有几份油印的讲义,与会者大都表示赞同,就锦明先生一语不发。系主任山源先生征求他的意见,他冷冷地说了一句:“如果领导不同意,把我的教授头衔给他!”

不知什么故,先生在乌山没呆多久就走了,听说回湘中去了,从此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逐渐淡忘了,但锦明先生那古怪而又淳朴的影象,始终在我记忆屏幕上鲜明地晃动着。

易学专家黄寿祺

胡山源先生离开乌山后,主持中文系工作的是黄寿祺老师。黄老是个作风正派、勤奋质朴的学者,对事对人都真诚以待,从不弄虚作假。有个关于他的“笑话”,说是党组织曾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有意培养他参加组织。黄老不是没有这个要求,但他却严肃地表示,老母在堂,暂时不能考虑这个问题。听了这个传说,不少人感到好笑,都说他迂。说实在,这“迂”正显出黄老的诚实。

寿祺老师教我们中国古典文学,他备课极其认真,上课时两手按在讲台上,身体向前微倾,嗓音尖而亮,由于卖力,在冬天里鼻头也会沁出汗来。诗词歌赋他都熟记心中,高兴起来就微闭眼睛,晃着头,背诵起来。眼镜落了挂在鼻头上,诵毕眼睛从眼镜上方望着大家,微微地笑着。那样子实在天真可爱。他对学生极为严格,甚至有点刻板,作业要按时交,课堂上不准交头接耳。那时社会上风行所谓“解放字”,黄老对此深恶痛绝,考试时规定凡出现一个“解放字”扣两分,我的考分始终只有七十来分,主要是被扣得太多了。

19856月间,他往北京讲学回榕时,特地在上海停留前来看望我。我开了一瓶四川大曲招待他,黄老端起酒盅抿了一口,连呼好酒,喜滋滋地喝了两小杯。这晚天气极好,我陪黄老漫步于校园的河边,河水和月色糅合一起,银光粼粼,在晚风轻轻吹拂下软软地波动着。黄老倚着桥栏,眺望良久,似有触动。回榕后没几天,寄来一信内附一张条幅,上题一诗日:

        小全吾好友,家傍丽娃桥。

        风景殊明媚,园林远俗嚣。

        水清容可鉴,树密暑能消。

        杯酒倾衷愫,三年两见招。

写实也是抒情,寄寓在字里行间的是黄老对后辈的深情与厚谊。

寿祺老师是易经研究专家,功底很深,以往没有机会得以施展,在思想改造运动时,还因此招来一些大字报,说他常搞“天灵灵,地灵灵,文王卦子灵”,遇事都要卜上一卦,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弄得他哭笑不得。

文革之后,黄老青春焕发,干劲十足,不但到处讲学,写了大部头易经研究专著,编了两大厚册研究专集,还赴美讲学过。

19906月初,我应邀回榕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一下火车便听说黄老早已回国,现病重在省立医院治疗。我惊愕良久,前往医院探望。他精神尚好,握住我的手谈了很久,说待康复后还要到上海看我。唉,谁知这竟是我和黄老的最后一面,回沪不久,他即谢世了。

寿祺老师治学态度严谨,著作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在他去世前不久,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特为他发了专访,黄老回答了许多关于易经研究的问题,并谈了自己著述的计划。这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文字。黄老去世了,可是他永远存活在人们心中,存活在受过他教诲的乌石山时期的学生心中。

难以忘怀的声音

50年代初院系调整,福建师院和福州大学合并,仍称福建师范学院。由是,我由乌山来到仓山:胡山源、黎锦明老师离开了师院。正当我为学习而感到困惑的时刻,遇上了俞元桂老师。

我喜欢听他的习作课。胡山源老师的特点是面批,黎锦明老师是眉批,俞元桂老师则是讲评。这是极费功夫的,先得把卷子仔细批阅、分析,然后归纳、总结,常要操劳到深夜,辛苦非常,一般教师是不愿意这么干的。课间生动极了,他总是面带笑意,从容不迫地分析主题好坏,评述技巧得失,分解文字优劣。此中有批评,有表扬,有建议,有推荐,把学生的情绪高度调动起来,有问有答,有说有笑,十分活跃。记得有一次讲评诗歌习作,有一个同学写了一首短诗:“一个小姑娘站在平衡木上/张开柔软的双臂/慢慢地蹲下身去/瞧,她要飞起来了。”俞先生诵毕,立即详细地分析它的特点,指出这首诗富有五四小诗的韵味。接着为我们介绍了泰戈尔《飞鸟集》、日本徘句的艺术特色,以及五四小诗创作的情况,然后又回到这首习作,使大家受到很大启发。这种从具体入手逐渐扩大知识范围的教学方法,既充实又活泼,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受益无穷。

俞元桂老师为我们开的第二门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当时没有教材,他编了一本厚厚的讲义,将历次文学思想论争及作家创作情况,剖析得清清楚楚,透彻详明。一个好的教师,不单给学生以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还在能诱发起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导引他们走上生活道路。俞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良师。上起课来他总是全身心投入,以自己对艺术的领悟来感染学生,点燃他们的智光。他犀利地解剖每一个作家的艺术灵魂,使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为了增强学生的感悟力,他十分重视诵读教学,一次开讲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在详细评述长诗的主旨和艺术特色后,他以信天游声调进行朗诵,使我们领略到陕北民歌的韵味。

        马里头挑马不一样高,

        人里头挑人就数哥哥好。

吟毕莞尔一笑,真是动人极了。我和一些同学,就是在他的诱导下喜爱上现代文学的。一个教师能得到学生爱戴,这对他们来说自是莫大的安慰;而一个学生能得到自己所钦佩的老师的教育,该是何等的幸运啊!

光阴荏苒,当我也成为老师时,每踏上讲台,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听课的情景,发誓要努力争取做个像俞先生那样为学生所爱戴的老师。

唉,倘若时光能够倒流,旧梦允许重温,我真愿意再当一回学生,再聆听一次元桂师亲切的声音。

            (陈孝全  文学院1950级校友,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