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不止五位博士，但在我就读时期（1946—1950）管理层的核心人物只有五位博士。她们是王世静、陈叔圭、余宝笙、周贞英、吴芝兰。除了王世静出身于官宦之家外，其余四位都出身于平民百姓之家。她们的共同特点是：抱定终生服务教育事业之决心，同甘共苦，以校为家，终生不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五位博士先后由美国学成归来，相聚在藤山之脊、闽江之湄的华南学府，开始实践自己的理想与抱负。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关键时期。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当时的大背景是中国处于两股大潮之中：一是从五四延续下来的文化现代化运动；二是北伐后掀起的教育国有化运动。在新形势下，一批教会大学实现“中国化”。华南女子学院首任院长美国人程吕底亚辞职。学院董事会决定聘请陈叔圭接任院长，但她不肯就任。理由是王世静出身福州名门望族，由她当院长对华南前途有利。王世静读化学专业，自认欠缺教育理论，即赴美国进修教育专业，陈叔圭代她主持校务。1930年王世静才举行院长就职典礼。从此这五位博士接过实现“中国化”的教育权，开创出一片新天地，提出响亮的口号与明确的奋斗目标：要使更多的中国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培养她们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有健全之人格与牺牲服务之精神。
1946年秋季我走进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门。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古木苍翠、紫藤馥郁、桃花明艳，三座风格独特的大楼掩映其间的古雅幽静的校园。抗日烽烟刚消散不久，我从永泰山区刚回城不久（抗战期间，我随所读中学迁往永泰六年），真有如入仙境的感觉。后来我看到了高年级的学姐们身上那种非凡的气质，看到了老师们尤其是那几位很有威望的博士，她们衣着朴素高雅，态度和蔼可亲，与学生迎面走来，必定微笑点头，但在课堂上，在教育学生的场合上，又是那样的语重心长，严格要求。那时我已意识到这所女子大学校风独特，不像当时有些私立大学那样认为大学生可以“自由散漫”、“放松一刻”了。
五位博士分住在学生宿舍楼层的两头。她们以校为家，不论寒暑，不分昼夜都和学生住在一座楼。学生的动态，她们了如指掌，学生的困难，她们记在心里。学生患重病，她们派人送协和医院住院，随时与医生联系询问学生的病情。医疗费有困难由她们解囊相助。那时是内战时期，临近福州解放，闽北山区交通受阻，大批学生寒暑假留校。她们就组织学生在校园边角地上种植西红柿，以增加营养改善伙食。平时上课时间，她们严格要求学生要晚自习，不得外出。训导主任余宝笙博士负责点名并到学生宿舍查铺。总有个别学生不守规矩，偷偷溜出校门，到邻近的英华学校看电影。第二天课间便须到训导处接受“训话”。余博士的训话也是带着微笑的。她“凶”不起来。也许是她那慈祥而美丽的脸庞即使装“凶”也是和微笑差不多。她说：“女孩子读大学不容易，应该抓紧每一分钟，看电影可以选星期六”。“训话”还不算完事，还要在学籍注册本上记一个“小过”，犯错学生心服口服。这个注册本我至今仍珍藏着。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虽然是“女儿国”，但她注重学生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在演剧活动和音乐周的举办方面，一点也不比男女合校差。在吴芝兰博士为顾问的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竟然能上演曹禺的《雷雨》、奥斯特罗夫斯基《大雷雨》和由《简爱》改编的《水仙花》这样的经典名著。华南附中的小妹妹们也上演《红楼梦》、《孔雀胆》等名剧。虽然是女扮男装，但演得一点也不比男角差。一年一度的音乐周活动，更是华南女院的盛事。师生同台，独唱合唱、中外名曲，多姿多彩。福州各院校的师生是主要的来宾，对本地音乐气氛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更重要的是本校学生受到音乐教育和熏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音乐人才。
华南女院办家政系时间较早，而且办出自己的特色。这也是培养女性人才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家政实习》是全校学生必修课。可以选择托儿所、制作糕点、制衣、烹调等不同项目。家政系办的托儿所远近闻名，被视为推进科学育儿的实验基地。金陵女子学院曾邀请陈佩兰主任去帮忙建立家政系。当时的福建省政府主席受到影响，兴办了招收女生的公立福州家事专科学校。
上世纪20年代后期，陈叔圭在美国攻读教育博士时，正是著名教育家杜威学说盛行的年代。她信奉杜威学说的“学生中心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回校后她担任教育系主任，立即成立社会教育服务部。把学校与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学生的视野引向当前的社会生活。服务社会成为华南学院办学的一大特色。节假日、寒暑假，学生们积极参加社会教育服务部安排的各项工作，到附近乡村教妇女、儿童识字，普及卫生常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即使是抗战期间迁校山城南平，仍然坚持为山村妇女儿童服务，教唱抗日歌曲等等。校训“受当施”，学生在校期间就得到很好的磨练和实践。
1949年8月福州解放。9月学校如期开学。增加了《社会发展史》、《青年修养》等新课程，由省市党政领导干部主讲。五位博士平稳有序地带领学生进入崭新的时代。
1951年，人民政府接办教会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合并为公立福州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省立师范学院并入福州大学，改称福建师范学院。五位博士分别担任图书馆馆长、副教务长、系主任等职务。那时的福建师范学院名师云集、群星璀璨，无论教学与科研在全国都有影响，名列全国师范院校的头排。
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逐渐陷入整体挨批的社会大氛围下，从思想界、文学界到教育界，知识分子全得低头认罪，成为必须接受改造的对象，教学科研动辄得咎，他们除了噤若寒蝉外还能做什么？
1957年反右，余宝笙成为右派集团的头子，五博士全部失声。文化大革命更是落花流水，万箭穿心。这时，她们都已步入老境了。王世静、陈叔圭没能挨到1980年代的好日子，先后离世。余宝笙、周贞英、吴芝兰还能继续为福建师范大学做些工作。吴芝兰努力培养物理系青年教师，使他们成为系里的骨干。周贞英继续她的藻类研究，写出《福建海藻名录》，为研究中国海藻的分类与区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余宝笙1978年右派改正之后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化研究室“充电”，带着几箱仪器和科研资料回来，在福建师大建立生化研究室，招收第一批研究生。1984年她在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和省长胡平的支持下，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女子高校——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余宝笙就像她所服膺的居里夫人所说的：“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
余宝笙天性乐观，有胆有识。在老华南的学生中一直流传着关于她的两件趣事要闻：
一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华南42届校友杨丽华跟着进入中国（她在美国开办养老院认识尼克松的岳母），跑到福州来。她要求会见余宝笙老师。余老走出“牛棚”，精心打扮，抹粉画眉，丰采依旧。杨丽华上前第一句话便是：“老师，听说你在扫厕所。”余老笑吟吟地双手拍着漂亮的衣服，嘴里急急忙忙说：“没有哦，没有哦……你看，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她还前后转着，让客人看个清楚。
二是1981年她从美国回来，踌躇满志地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福建日报》纪念建党60周年的专栏中，她豪情满怀地发表了《祖国，母亲！》一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数日播放她的这篇为广大知识分子代言的传世名作。散居祖国各地的老华南校友聆听她的心声，莫不热泪盈眶，唏嘘不已。饱经磨难的老师竟有如此的家国情怀，我们晚辈学子有什么理由不扬鞭奋蹄、为国效力呢？
如今这五位可敬可爱的老师都已经辞世远行了。她们是当年高校难能可贵的管理者群体，功业闪亮。我想，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她们一定还会相聚在一起，坚守自己的人生坐标。
每当想起她们时，我不禁会有种种念头：如果人们能够对所谓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多加理解，能够欣赏他们因历经困苦和民族危亡的考验而产生出的那种精神和气节，如果人们能够及早地，而不是等到1980年代初那场“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争论后，才逐渐明白长期存在并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的严重危害性，就不至于那样对待知识分子了，那该多好啊！如果是这样，余宝笙老师当年也不必在自己的学生杨丽华面前，明明是心中苦涩，却要装出满脸笑容的样子，那该多好啊！
(陈钟英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46级，曾任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华南女子职业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