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是大多数受传统国学经史文化熏陶的正直旧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的人生之道，既委曲求全，又舍身如玉。时光飞逝，弹指一挥间，业师黄曾樾教授在不堪回首的“文革”浩劫中含冤去世已整整40周年。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和对教育的执着忠诚，以及勉励后学立志成才、为国建功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回忆往事，更增添了我对先生人格、品德、节操和学问的仰慕与崇敬之情。
一
业师黄曾樾（1898-1966年），字荫亭，号慈竹居主人，祖籍福建永安，长期在福州工作，也可说是福州人。他是闽省知名学者、诗人、方志学专家和《福建通志》作者陈衍的高足，被誉为“永安七才子”之一。
黄先生家学渊源。祖父黄汝铭乃前清贡生，在长乐县学署任教谕。有二子：长梓庠，次闽庠。先生为闽庠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变法前五阅月的1898年4月。3岁时伯父病逝。因伯父无子，遂由祖父决定将他过继给梓庠为嗣子；4岁时，他随生父挈眷从长乐返回永安故里；6岁入马钖侯创办在南台大庙山“去毒社”的私塾启蒙；10岁在其生父作为创办人之一，位于上杭街留饭铺的台江两等小学堂，开始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4岁抱着“工业救国”的远大抱负，考入马江海军学校前学堂，习法文，学制造。在新编的《福州市志》有关船政人物68人中，他即为其中之一而入传。1919年卒业后，他自谋职业，先后受聘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和南平第四中学任教；1921年冬，在县府和亲友的资助下，赶了“勤工俭学”时尚之风赴法国留学。因他法文基础好，1921年秋考入郎西大学数理系，不久又转入里昂大学攻读土木工程。毕业后，由于爱好文学，复入该校文科继续深造。1925年获文理双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题为《老子、孔子、墨子哲学之比较研究》，被列为世界各著名国立大学交换的丛书之一。先生学贯中西，做到中西文化交融，文理兼收并蓄。特别是文科，尤以对欧西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作深入的比较研究见长。溶异域文化与中土文化于一炉，这是先生为学的一大特色。
1925年秋，先生回国后，入京汉铁路工务处任工程师，兼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法国文学教授。1927年返闽，先后在福建省交涉署、建设厅任科长，并由郑硕贞、李济川介绍加入国民党。先生在从政的同时，仍钟情于国学的研究，师从闽海大学者陈衍精心研究古诗文。他将钻研所得，写成《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一书，于193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后并著有以“慈竹居”命名的《集》、《诗钞》、《丛谈》和《邓栟榈研究》、《陈左海先生书牍》、《永觉和尚广录探微》、《左海珠尘》，以及《博马舍研究》、《耶路撒冷游记》等。他的同门友、原省文史馆馆员陈海瀛先生为《慈竹居集》作序。评价他的诗文说：“黄君荫亭诗，志士苦心，别有怀抱，七言绝句最工，次则七律五古”；“文则华滋博赡，擢经籍之菁英，以神其运用，奇不戾于法，丽不流于靡。”又说：“综观荫亭所作，扬之高华，按之沉实，可贵乃在此。”这一评价实事求是，决非溢美之辞。
二
从1930年至1932年，先生先后在交通部任职，参与过交通法规起草的工作；并任南京市政府参事和社会局局长。
抗战胜利前夕，先生任福州市政筹备处主任。1945年5月闽海重光，市政筹备处从闽侯小箬迁回福州。翌年元旦，福州市政府正式成立。他出任第一任市长约一年，后由严灵峰继任。历经八年抗战，民生凋敝，百业待兴。先生任市长期间，在市财政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极大的热情，把“兴教育才”作为市政的第一要务。为恢复和振兴福州教育事业，克尽职责。当时福州2所公立中学，近40所公立小学，在先生的筹划下短期复课，20余所私立中小学也相继开学；保证向教师按时发放薪金；积极筹集福州国民教育发展基金；通过轮训提高师资质量，不断改善教师的福利待遇；充实各中小学的教学与医疗设备；经常到各校督导和发表讲演，鼓励学生“今日读书，他日为社会服务”等诸方面不遗余力。60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1946年盛夏，先生曾率同僚到台江万寿小学巡视，向师生发表热情洋溢即席讲话的情景。他亲切和蔼，谈锋甚健，满口乡音。勉励教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说：“教师的言行举止与学识高低，都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并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你们将来是国家的栋梁，要勤奋读书，立志成才，报效国家。”先生这些出自肺腑的话语，至今言犹在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一年来从事市政的感想》中认为：“我个人的政治信念是民主第一，高度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人民高度的教育水准的基础上”。又说：“国民教育的普及是民主政治的前提。福州光复以来，不惜万难，复兴各级学校，提高教师的素质和待遇，目的就是培养健全的公民，为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这些话充分体现了先生“兴教育才”，重视国民基础教育的前瞻性思想。
1925年先生从法国留学归来的40年间，从教的时间占了3/4，先后任教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福州私立格致中学、县立永安中学、福建音专、省立师专、福州大学和福建师院。其中募建县立永安中学，还自任校长兼教员；此外并担任教育部督学和青年失业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等。不管在大学抑或中学、公立抑或私立，也不管是办学抑或教书，教理科抑或文科，更不管是在故里抑或异地，先生都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忠诚执著，兢兢业业，始终如一，赢得学生的景仰、同仁的赞誉和社会的好评。
三
先生中年时期正处在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的年代，但他爱国、抗日之心一以贯之。早在1938年，他便任后方勤务部编辑处处长，参与《抗日兵站史》的编辑工作。此前，他先将老母、妻儿寄居在上海友人家中，自己经千里跋涉，从长沙到重庆。见到国土沦丧、山河破碎，人民颠沛流离，常表忧国恤民之情。“千山万壑回旋地，一缕惊云底处安。毒瘴更教当极目，沉忧不散已摧肝。文章郑莫今何补，志士尊阳岁亦阑。颠沛蛮荒遑自惜，坐看人海怒翻澜。”这首《湘黔道中》的诗作表达了先生当时的复杂心境。
1943年初，先生接眷属由沪返闽，回归永安故里。此时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聘他为顾问，并派任为省驿运管理处处长。1944年10月，先生回榕后参加福州各界人士在仓前山举行的“抗日殉国烈士追悼会”。会场悬有8幅挽幛，其中就有他的一幅。文曰：“为乡邦死难，与民族争光，裹革群钦当日烈；为俎豆荐馨，听铙歌奏凯，洗兵尚慰在天灵。”表达了他对抗日必胜的信心和对殉国烈士的崇敬之情。
1949年8月福州解放，光明的到来让先生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在儿女所寄进步刊物的影响下，他从心底里敬佩共产党。此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教育部曾数次电邀他赴台，均遭他严词拒绝。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受聘于福建音专讲授《中国文化史》，并在省立师专讲授《投影几何》。1952年院系调整，转到福建师院中文系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并兼系务和院务委员。1956年因病提前退休。翌年元月在福州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62年受邀为市政协委员。1962年后，先生经常被邀请为福建省委、省府机关领导干部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他婉言谢绝各种各样的讲课费。而当改送大字本的马列著作时，他不仅欣然接受并以此为荣。
四
回忆像早春的新绿，在心头慢慢滋生。1954年秋，我从福州一中毕业后考入福建师院历史系。那时文史不分家，读史的要学文，反之亦然。当时的院长先是陆维特，后是刘明凡，教务长则是历史学家熊德基。他们都十分注重教学质量，精心安排名教授在第一线给本科生上基础课。而有幸教我们“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正是我心仪已久的黄曾樾和钱履周先生。在当时教材极缺的情况下，为了给我们以后从事中学历史教学提供中外文化的背景材料，黄先生还特意为我们编写了《外国文学教学提纲》和《外国文学名著选读》各上、下册，洋洋100万言。当时先生已年近花甲，这四厚册资料该花费他多少心血。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讲稿，我一直珍藏至今。
一学年课程结束时，先生依依难舍，语重心长地告诫同学：为人为学，要力戒“骄”与“狂”、“名”与“利”；并在黑板上端正地写了“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作为赠言勉励我们。五十年来我以恩师教诲作为座右铭从点滴做起，为人为学、处世待人，始终不敢忘怀。
我从小喜欢福州乡土文学和民间传说，如“贻顺哥烛蒂”、“拿公一字救万民”等；上大学后又受先生讲授法国文学的启迪。1955年我利用寒暑假时间多方搜集资料。写成约6000字的《法国葛朗台与中国贻顺哥的比较研究》一文。初入学术研究的门槛，我自知浅陋，但还是大胆地将拙文送到先生在城内的乌山路寓所，请求指导。先生二话没说，满口充诺。他利用繁重的教学余暇时间，费神费力，为拙文从文字、语法到内容观点、研究方法作了30余处的眉批，并写了300余字的评语。评价得失，指明方向，语重心长，谆谆教诲。其期望后学成才之心溢于言表。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十分融合、和谐和温馨，如兄长辈称我们男女同学为“小弟”和“小妹”，毫无“师道尊严”的架子。1955年，南下的工农调干生刘长喜同学结婚，先生特地选购一对精美的花瓶送给刘长喜，以表示对他新婚喜庆的祝贺；并嘱：“根据福州的习俗，送花瓶不可再送花，花要你俩自己去培育”。先生幽默的话语，从细微处见关怀。热爱学生如子侄的情愫，令刘长喜同学十分感动。
五
还有一事需要在本文里提及，我的另一业师蔡维藩教授与先生同龄，曾留学美国伊里诺州立大学。1930年返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教授、西南联大史地系主任，与雷海宗、林志纯、吴于厪等都是我国有数的世界史专家。1951年在苏州集训后，由他的学生、时任福州大学教务长的熊德基介绍到该校历史系，后因院系调整，福州大学改为福建师院。1954年秋，蔡维藩教授雄心勃勃地着手翻译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当时他约请黄先生参与该事，慨然应允。他精通汉学、修辞学，对西方语言、文学又造诣极深；加上蔡维藩教授坚实的史学功底，凭借各自的专业优势，可以想见这些译著的质量和分量。持续约3年之久，在蔡先生完成了前两部约200万字的世界历史古典巨著的翻译工作之后，黄先生也马不停蹄，日以继夜地对译稿进行反复推敲、细心润色加工，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他力求做到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但正当译稿在商务书馆准备付梓之时，因学术成见和系里的派系之争，蔡先生被一些肖小之徒所罗织的“罪名”打成“右派”，从而使凝聚了两位业师心血的译著出版告吹。接到退稿，他们声泪俱下，怀着珍惜而痛楚的心情，愤而将译稿付之一炬。这是中国两位知名的文史学家合作的结晶，但其无法让后学受益的遗憾永难弥补。
再有一事也须提及，1956年夏，福建师院第一届科学讨论会召开。黄先生受挫折后仍然坚持对法国文学的研究，写就了《博马舍研究》的长文，引经据典，见解精辟，受到与会的各高校同行的高度评价。
1966年夏，先生退休整10年，恰逢“文革”浩劫。他首当其冲，被打成“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游街示众，使先生蒙受巨大的耻辱。他不堪承受非人的迫害，在乌山路寓所含冤辞世。去世前在给其子女的信中写下了“党是无比英明的，绝不会冤枉我”的遗言，表明了先生对党高度信任的心迹。1979年拨乱反正后，推翻了加在他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在追悼会上，福建师大党委为先生的一生作出了公正、客观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先生爱国、清廉、敬业，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表达了敬意。回忆使人苍老，但回忆也使人充实。在先生辞世40周年之际，我谨以此文作为心香一瓣献给先生，愿他在天堂里安息，喜看今日改革开放后中华腾飞的壮美画图。
（作者系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