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福州“翻译文化”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对中国社会进步及社会变革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中国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福州“翻译文化”不可忽略。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近代福州译界精魂，是带领民族仰望星空的最早觉醒的先进的中国人。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毕世响解读福州“翻译文化”，引领读者走进近代福州翻译大家的内心世界——
“翻译文化”，荡起近代思想启蒙的浪潮
（来源：福建日报 2019-12-23 10版 读书）
本报记者 林升文
三代人的“开眼看世界”
晚清，中国进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西方近代文化，其中一个生动变化是俗文化如小说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即使严肃的思想家的著作，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也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鼓动人心。至于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担当起了教育与改造国民性之大任。
中国近代的变化，是从沈葆桢开办西式教育船政学堂，严复翻译西方思想著作，林纾等人翻译西方小说开启的。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福州“翻译文化”，是福州近代改变中国的两大文化之一，另外一个是“船政文化”。严复的翻译，无疑是思想启蒙，其他人的翻译如林纾，具有同样意义的思想境界，并不仅仅是文学意义。
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是中国近代文化名人最繁盛的城市，这些名人，如林则徐、沈葆桢——林则徐外甥及女婿、严复、萨镇冰、方伯谦、林纾、冰心，都先后居住在三坊七巷或者三坊七巷旁。他们是近代最早觉醒的社会精英。
毕世响说，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一些重大历史转折，都与福州这些名人有关系，而且，他们每个人都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精神。
林则徐是在思想上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一代先进的中国人。
沈葆桢是第二代“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因为他是洋务运动的真正实践者与落实者。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上书朝廷，要在福州设局制造轮船，他向朝廷竭力推荐江西巡抚沈葆桢出任“马尾船政大臣”。沈葆桢是把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与教育体系引进中国的第一人。沈葆桢通过马尾船政尤其是马尾船政学堂，落实了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的思想。他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按照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办教育，培养人才。
船政学堂培养的人才如严复、陈季同、王寿昌、陈寿彭、萨镇冰、詹天佑、刘步蟾等船政英豪，则是第三代切切实实“正眼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的双脚和灵魂，都踏进了欧洲的大地与海洋，他们将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家国情怀，融合为一种国家精神和人的精神。
中国思想文化殿堂的精魂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福州闽江的一条游船上，几案摆着清雅的酒席，做东的叫魏瀚，40来岁。30来岁的王寿昌，手里捧着一本法国小说，逐字逐句、绘声绘色地朗读，魏瀚亦不时朗读。旁边一个与魏瀚年龄相仿的男子叫林纾，把王寿昌的朗读转为文言。林纾“耳受手追”，王寿昌声落林纾笔止，不加点窜，脱手成篇，译笔荡人魂魄。
严复、王寿昌、魏瀚，都是沈葆桢主持的马尾船政学堂的学生，也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地位的人。魏瀚促成了王寿昌与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后来魏瀚与林纾合译《保种英雄传》。王寿昌翻译了一册法国博乐克原著《计学浅训》，其侄王景岐（即王庆骥）、王庆通，皆留学而有大作为。王庆骥与林纾合译《离恨天》和《鱼雁挟微》等书，王庆通与林纾合译了七八本书。
林纾是举人，古文家，画家，他不是船政学堂出来的人，不谙外文。他在20多年内，翻译了180多部外国小说，成为影响深远的“译界之王”。
魏瀚促成的王寿昌、林纾声泪合译之书，1899年在福州出版，书名《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时风靡海内，获得极大成功，乃中国文化与思想史上之大事。
林纾翻译了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国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主人，有世界第一流的作家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司各特、塞万提斯、易卜生、仲马父子、斯托夫人等。后来的中国文学家，胡适、鲁迅、郭沫若、冰心、叶圣陶、沈从文等，无一不受林纾的影响。林纾完全可以称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不祧之祖”，即不受“祭奠”、不被明确承认然而却是事实上的开山之祖。
至于严复，他是以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身份受祭于中国的思想殿堂的，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赫胥黎《天演论》等等，尤其是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直到今天，仍然激励着社会向前发展。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专门辟出一个章节来介绍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
毕世响说，当年以新文化为王道的时代，严复、林纾们翻译所体认的思想，庇荫了多少漂泊的灵魂，多少钟情少年，正是在严复、林纾们的文化思想中度过青春岁月，激荡出精微高远的理想，日后成为国家栋梁。严复、林纾们，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思想文化殿堂的精魂。
改变国民性的思想武器
严复、林纾以外，福州的翻译先驱还有：
陈季同，船政学堂毕业生，他是东学西渐第一人。他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名著和中国传统文化，是集翻译家、西文作家、诗人和文化使者于一身的人，文化地位不在林纾之下。
陈季同的弟弟陈寿彭，船政学堂毕业生，留学欧洲，翻译《江海图志》、《格致正轨》十卷、《八十日环游记》四卷。其妻薛绍徽是著名文人，擅长诗、词、骈文创作，并善绘画，精音律，曾任《女学报》第一女主笔。她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女翻译家，协助丈夫翻译《格致正轨》《八十日环游记》《外国列女传》等，编校多部著作，文名播于省内外。
罗丰禄，船政学堂毕业生，也是近代重要人物，翻译的《海外名贤事略》《贝斯福游华笔记》等都有一定影响。
严复的儿子严璩、侄子严潜，也与林纾合作翻译《伊索寓言》。小说，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地位并不高。1899年2月《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时，王寿昌与林纾都不敢用真名，王寿昌署名“晓斋主人”，林纾自称“冷红生”。然而，正是林纾等人翻译的小说，成为改变国民性的思想武器。
毕世响说，在所有文化之中——包括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最容易移人性情的文化，无疑是文学。近代以来，小说成为文学中雅俗共赏的精灵，它既可以是“阳春白雪”，又可以是“下里巴人”。所以，小说成为改变国民精神的第一文化。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甚至说“小说为国民之魂”。严复翻译的哲学思想著作，林纾等翻译的小说，共同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璀璨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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