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写敦煌文化传承新华章
——敦煌文学研究历程及最新动向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23-05-15 第 10 版 学术家园）
李小荣
在国际敦煌学界，文学研究是起步最早的领域，经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姜亮夫、王重民、潘重规、周绍良、饶宗颐等数代中外学人百余年的艰辛探索，已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而统观过往的敦煌文学研究，我们发现其研究路径主要有三：
一是从敦煌藏经洞保存的各类文学作品出发，通过文献辑佚、版本校勘、校笺等方式，对敦煌本《文选》《文心雕龙》，传世名家名作（如李白、白居易等）及敦煌当地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整理与研究，像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敦煌变文集》，项楚《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金少华《敦煌吐鲁番本〈文选〉辑校》等，即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
二是从文类或文体出发，多聚焦于各类通俗文学作品（包括变文、声诗、曲子词、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小说等），并对文本进行社会文化背景、思想情感抒写、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分析或传播接受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项楚、张子开、谭伟、何剑平《唐代白话诗派研究》，郑阿财《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杨明璋《敷演与捏合：敦煌通俗叙事文学的叙人体物》，王晓平《唐土的种粒：日本传衍的敦煌故事》《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等。
三是以敦煌藏经洞所出文学文献为中心，但在时空上大有拓展，以通史眼光对敦煌地区的文学活动、文学生产和消费进行历史描述和探源，旨在构建“敦煌文学史”的理论框架，典型者有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钟书林《五至十一世纪敦煌文学研究》、伏俊琏等著《敦煌文学总论》（修订本）。
敦煌文学研究著作
当然，在不同历史阶段，研究者基于时代学术思想之立场，对敦煌文学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比如，20世纪上半叶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学界倡导白话文学、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学术理念，由此催生了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传世名著，接续这一传统的则有杨公骥、高国藩、张鸿勋、金荣华等学人。20世纪下半叶，任半塘克服种种困难，倡导建立唐代音乐文艺学，身体力行，撰出《唐声诗》《唐戏弄》《敦煌曲初探》《敦煌歌辞总编》等经典名作，其培养的博士弟子王昆吾、李昌集及再传弟子孙尚勇、张长彬、柏红秀等，亦长期耕耘于此领域而多有创获。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在第一任会长季羡林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地编纂出版《敦煌学大辞典》及大型敦煌文献图录，协调成立国家图书馆、新疆、兰州三个敦煌学研究资料中心，团结海内外研究者，使敦煌学研究迅猛发展，研究水平迅速提升。最近10多年来，郝春文、荣新江两任会长持续发力。
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19日在敦煌研究院考察调研发表重要讲话后，敦煌研究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敦煌文化传承谱写出精彩的新华章。作为敦煌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敦煌文学研究，21世纪以来也出现了不少新动向：
一是“敦煌文学”的研究范围大有拓展。由颜廷亮、柴剑虹撰写的“敦煌文学”条目说“指保存或仅存于敦煌莫高窟的，以唐、五代、宋初写卷为主的文学作品及与此相关的文学现象与理论”（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 页），这代表的是20世纪对敦煌文学的一般看法。事实上，单就颜廷亮自己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书稿《敦煌文学千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而言，其时间远远超出了他此前限定的“唐、五代、宋初”，空间则扩大到了历史上的敦煌地区。换言之，综合源流、变迁、传播、接受与影响等多重视角，进而把敦煌文学置于丝路文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观照，已成为新世纪敦煌文学研究的普遍态势，如汤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富世平《敦煌变文的口头传统研究》、刘晓玲《敦煌僧诗研究》、喻忠杰《敦煌写本戏剧发生研究》、邵文实《敦煌文献中的女性角色研究》等，皆如此。
二是更关注仪式类作品。众所周知，敦煌文献以宗教文献尤其是佛教文献为主体，无论哪种宗教，其文化、文学传播都离不开仪式。20世纪末，相关研究论著仅有汪娟《敦煌礼忏文研究》等少数几种，进入新世纪后则涌现了一大批著作，如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易宏《六朝隋唐道教科仪研究：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王三庆《敦煌佛教斋愿文本研究》、郑阿财《敦煌佛教文学》、笔者《敦煌密教文献论稿》《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敦煌道教文学研究》等数十种专著。此外，敦煌文献中涉及婚仪、书仪、傩仪乃至民俗生活礼俗的作品也不少，它们同样可以从仪式角度切入，如陈烁《敦煌文学：雅俗文化交织中的仪式呈现》就作出了较好的示范引领。
三是更关注文学写本研究。敦煌文学文献的物质载体，除《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等极少数为刻本外，绝大多数都是写本。写本在书体、书写款式、文字音韵、书写符号、讹文正误等方面自有其特殊的规律性（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对此已有全面的总结），研究者如果不懂辨伪存真，极可能会依据错误的录文、释文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朱凤玉、郑阿财以“写本原生态”为原则，分别发表《敦煌诗歌写本原生态及文本功能析论》《敦煌写本高僧因缘记及相关文献校注与研究》，给人诸多启示。伏俊琏等著《敦煌文学写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则用大量案例证明了“一个文学写本就是一部文学作品集”，“敦煌文学写本是纸写本时代珍贵的民间文学作品集”，并展现了敦煌文学写本研究的灿烂前景。
四是更关注多学科融合。敦煌文学作品多为实用的仪式性文本，常与表演有关，如P.2044《闻南山讲》描绘佛教俗讲情景“于是张翠幕，列画图，扣洪钟，奏清梵”，可见配合文学文本讲唱的至少有音乐与图像。梅维恒的名著《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英文版；杨继东、陈引驰中译本，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即从多学科融合视域对敦煌变文的源流、创作、表演、流播与影响作了全面的综合性检讨，从而建立了变文研究的新范式。陆永峰《敦煌变文研究》、于向东《敦煌变相与变文研究》及笔者《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等，都受到了梅氏方法论的影响。其实，敦煌文学中的大多数文类，如邈真（赞）、斋文、愿文、礼忏文、授戒文、书仪等，皆含有社会生活史、艺术史、宗教史、民俗史、中外文明交流史等多种文化信息，只有从多学科融合切入文本细读，多维度诠释，才能发掘其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