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美诗化抒情 向文化审智散文演进
——序《苔痕履印——俞兆平人文随笔选集》
（来源：福建日报 2018-02-18 2版 武夷山下）
孙绍振
兆平和我相识已久，弹指一挥间，竟达40余年。我们初识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闽东滨海的一座小城，如他所说，“在最缺乏诗意的日子里”，我们却因为诗而一见如故。当时，他在霞浦一中任教，我带学生到霞浦“开门办学”，到海岛写“民兵斗争故事”。原本是碰不上头的，可霞浦文化馆有一个油印的诗刊引起我的注意，在物质和精神都极其贫困的岁月，一个小县城居然还有那么多作者争着在上面亮相，当然，作品多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图解，但在那思想异化得几近真空的语境中，我们却为诗而聚首，为诗而痴恋，为语言和文字的魔术而着迷。现在回想起来，在那“假大空”具有唯一合法性的时候，哪怕只是极浅薄的一句浪漫语言，也会令人神眩目迷许久。当然，如今我们多少都有点“悔其少作”之感，但岁月的流逝正如李商隐的诗境：“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无情的时光，让我们疏离了天真，转成了“回望”，“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越是遥远的过去，越会引起深沉的怀恋。
改革开放拓展出新的历史时期，兆平走向了“学院之途”。他在厦门大学，我在福建师大，在学术领域里，我们仍像写诗时期那样遥遥相望，息息相通。在高校，待得时间一长，断不了笔耕砚田，著书立说，我俩也都成了当年做梦都不敢想的教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已经不是诗歌创作，而是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兆平虽然长期写着学院式的文章，但写诗时期那种以创新为第一要则、力戒僵滞因袭的激情仍在。
有一种说法，诗歌属于青年人，而散文则属于老年人。这可能有部分道理。至少兆平的散文就是证明。这本散文集中的“校园忆昔”——缅怀师长，多感恩之意；“阅世纪情”——从幼至老，写人生之悟，是生命体验的精华。至于“行走留踪”——游历四海；“文苑赏英”——谈艺衡文，表面上，并不具有自传式的经历，但“我”在其中，作者的至情至性在其中，写作主体的感悟与情思洋溢于文中，呈示了资深学人的深沉。
二十多年前，我和兆平曾在香港岭南学院同居一套房间达三个月之久，当时他偶尔也写点散文，香港的报刊篇幅限制很严，兆平写得并不认真，信笔抒情，引用古典诗词，不脱年青时代的浪漫之气，谈不上艺术追求。而眼下的这些篇章，却令我刮目相看。最具震撼力的是他怀念恩师郑朝宗一文。郑先生在我心目中本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读了兆平的文章才知道，先生留学英伦，1949年后，经与特务斗争，才得以毅然返国。“一二·九”运动时期，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先生，曾当过学生会主席，显然是一位热血青年。回国初期享受了“五顶红帽子”的尊崇，而反右期间，“以言语获咎”，一夜之间竟变成一顶“白帽子”。
在此之后漫长的20年中，先生动辄得咎，忍辱负重，历尽人间磨难，尝遍世态炎凉。对知识分子而言，精神上的摧残，尤为酷烈。先生辞世前的一年，偶尔会发生意识迷惑现象，有时竟会问及：“中文系运动搞完了没有？”闻此言，我无法抑制眼中的泪水。在先生的追悼会上，我从悼词中方得知先生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担任过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在烽火连绵，民族危亡之际，能胜任此职定为群体中的佼佼者。遥想当年先生意气奋发、挥斥方遒之英姿，与今对照，判若两人。
这样的文章不但有文献价值，而且在语言形象的塑造上，也显示出兆平的艺术功力，尤其把先生文革后“意识迷惑”状态与抗战时“挥斥方遒之英姿”着意并列，两相对照，其酿造的悲剧之感，令人久久难以释怀。对于恩师的感情是文章的意脉，但是，文中的感情却显得收敛。情感高潮处，几乎都是叙述，但正是这种叙述的从容，不事渲染和形容，把自我感情和导师的生平及精神历程交融起来，文章就显得厚重、隽永，趋于沉潜、老到。
当然，他知道叙述和抒情并非绝对不相容，关键是把叙述的深沉和抒情的精致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他的追求是很有匠心的。就是即景之作，也往往能够深化至生命体验的微妙之处，作细腻、精致的辨析。哪怕是瞬间的感知，也能触及对于人的理解：在生命体验感应中留下的似梦非梦的心痕。苔上之痕是细的，细到若不辨认，即可忽略之；履下之印是轻的，轻到稍不留神，则随风逝去。因为个体生命本身就是渺小的、脆弱的，哲学家帕斯卡尔曾把人比喻为芦苇，因为宇宙只要以一缕烟气、一滴水便可以让他消失；但他又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
这样的文字，就不是一般的青春时代的情趣，而是智慧的趣味。
兆平最吸引我的，还不仅仅是情趣和谐趣，而且是另一种趣味：望着新西兰之绿，自然想到处于生态危机前沿的中国。许多人常把中国生态的恶化，归罪于人口的爆炸，这是原因之一，但我觉得仍属于现象层面上的追究，因为东瀛岛国在人口数量与土地面积的比例上，不见得比我们低，关键的是国人对自然生态缺乏一种宗教性的敬畏之心。是的，中国古代哲学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生存主体的人与环境客体的物之间的和谐统一，但它对上天，或曰自然，仍缺乏真正的尊重，缺乏内在的诚挚。此“天人合一”的理念，或是深藏于道家玄虚的法理之中，或转化为儒家的“天授君权”的合体，终点仍落于“人”。而在对大自然改造的劳动实践中，更异化为“人定胜天”之举，神话寓言中不是多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之举吗？
这种趣味，显然既不是情趣，也不是谐趣，而是超越了二者的“智趣”！正是这种“智趣”，把文章向文化批评的高度提升了。视觉的美不过是个触发点，他不满足于像一般散文家那样对中国生态破坏发出某种感叹，而是由此联想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批判了。这就是学者的修养，学者心灵的深度展示了。怪不得林丹娅对我说，俞兆平的文章越写越好了。用我的理论来阐释，兆平近期文章之所以好，缘于他从审美诗化抒情向文化审智的散文历史演进的潮流中，获得了启示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