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章钜与《文选旁证》
（来源：福建日报 2023-05-23 10版：理论周刊·读书）
刘昆庸
梁章钜（1775—1849年），字闳中，又字茝林（亦作“茝邻”），晚号退庵居士，为清中后期嘉、道间名臣。所著《楹联丛话》及《巧对录》等，是楹联研究的开山之作。其著述中成就最高者，则推《三国志旁证》和《文选旁证》，为毕生心力所萃的巨著。
传统目录学根据源流和属性，将文献著述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曾国藩又依功用和表现总结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四类。《文选》属“集部”的辞章之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编，故又称《昭明文选》。这部书是皇室出面，召集当时文章名家，以“事出乎沈思，义归于翰藻”（《文选序》）为标准，将先秦迄至南朝齐梁时期的诗词歌赋，选粹汇集为一编，可说是唐以前文章精华的总集。
后代视此书为辞章渊薮、写作范本，备受文人学士瞩目。杜甫教儿子作诗文，就说要“熟精《文选》理”。到宋朝，士人甚至流传“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从唐代开始，兴起了专门研究此书的“文选学”，简称“选学”。唐高宗时李善为此书作注，为当时选学的集大成之作。稍后玄宗朝出现了吕延祚等五人的“五臣注”，“疏通文意，亦间有可采”（《四库总目提要》），以解说通俗而行于世，亦颇有参考价值。此后很长时间，选学基本不出李善与五臣注的范围。
至清代，对传统典籍的研究，以文献的整理考订见长，学风质朴笃实，号称“朴学”。选学在这一时期有极大发展，著作众多，成就跨越前代。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国（清）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列有“文选学家”十五人，注明“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此处所举只是“有论著校勘者”，并非全貌。这也可见，选学的修养已成士人群体的根柢和共识。新文化运动中，激进者为抨击文言喊出“选学妖孽”的口号，也从反面说明选学在清代乃至整个古典学术的地位和影响。
令人费解的是，张之洞所举清代十五位有著述的选学家中，并无梁章钜的名字。而在《书目答问》“集部”一类，则明白地列出了“《文选旁证》四十六卷”，并注明作者和版本：“梁章钜，榕风楼刻本。”《书目答问》作为指示治学门径的目录书，在士人学子中享有声望，其对梁章钜和《文选旁证》的标注，是无意的疏漏，还是有心的暗示，颇耐人寻味。
如果是后者，则大致有两个原因，关涉学术史的观念与史实：一是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史、子、集四部的排列秩序，本身即包含着价值判断。当时的观念，以治经史为正宗，所以朴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经学、小学（隶属经学）和史学方面。风气使然，集部的研究不免为主流学术所轻。梁章钜在史学上有《三国志旁证》的大著，但在大师辈出的清代学界，并未得到重视，而《文选旁证》作为集部之学，更被轻视则自不待言。
另一个原因，是有传闻说《文选旁证》非梁章钜所著。清代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记有此说，认为是梁氏购得他人手稿加工而成，因为“以中丞（即梁氏）他所著书观之，恐不能办此”。沈曾植也持类似的看法（见李详《媿生丛录》）。因梁氏虽著作等身，在经史领域却没有被主流重视的成果，有人误认为其学力不足，难以完成《旁证》这样的大著，遂有作者为他人的传闻。
这两点疑问，应当稍加辨析。首先，传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密切，以儒家治国、以经学取士的现实，使经学的地位凌驾于其他学术门类。若以学术价值独立的现代观念重估古典学术，如《文选旁证》这样的辞章学巨著得到重视，当属实至名归。
至于著作权问题，应根据史料综合辨析。梁章钜在自订年谱中说，他在甲戌（1814年）四十岁时，因公务滞留运河上百余日，于是取旧时读《文选》的笔记整理增订，正式开始《旁证》的撰著。到戊戌（1838年）六十四岁，全书四十六卷完成并付梓，“盖二十年精力所萃，至是始成书”。戊戌是道光十八年。《文选旁证》最早的刊本注明是“道光甲午榕风楼刻本”，甲午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正好是二十年。由此可知，此书始撰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甲戌，写成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并付印，又用了四年才完成四十六卷巨著的刊刻。
梁章钜的著作始于整理旧笔记，则他对《文选》发生兴趣的时间，要再往前追溯。他在《自序》中说：“束发受书，即好萧《选》。仰承庭训，长更明师，南来北往，钻研不废。”束发为成童之年，即十五岁。从十五岁爱好研习，到六十四岁刻成《文选旁证》，前后历五十春秋。所以其三子梁恭辰在重刊此书的跋中说：“先中丞公著作甚多，于萧《选》一书致力者五十年。”这是映于儿子眼中父亲生涯的缩影，细节准确，饱含深情。
现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部梁章钜批校的《文选》，是明代汲古阁刻本，书的天头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可见其用功之勤与积学之深。这部书还只是梁氏平时阅读《文选》用的本子，不是他正式著述《文选旁证》的工作底本。他在自序中说：“最后得鄱阳师（胡克家）新翻晋陵尤氏本，乃汲古之祖。其中异同，均属较是。”说明他在正式撰述时，采用了最后得到的胡克家翻刻尤氏本。此本较汲古阁本为早，校勘精审，至今都是公认的最好版本。可以想见，从孩童期的爱好，到成年后的撰述，梁章钜经手校阅的《文选》不止两三部，每一部都不知通读细玩过多少遍。
古人有十年磨一剑之说，而梁氏在《文选》上用了数倍于此的时间，五十年钻研，二十年著述，撰成《文选旁证》。其书“博采唐宋元明以来各家之说，计书一千三百余种”（阮元序），“中间凡八易稿”（《凡例》），成书约一百二十万字，其工作量之巨大，所贯注的心力与精神，令人叹为观止，肃然起敬。一部著作凝结了那么多心血，要冒名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在梁氏的自订年谱、《文选旁证》“自序”“凡例”与“引用书目”中对著作心得的甘苦自知之言及友人的记述，都是对他著作《文选旁证》的有力证明。又，他在文中引述少时父亲和叔父的指授讲解，与师长友朋切磋商榷的心得，只能出于自撰，无法假手他人。所以后代书目文献的著录，对梁氏的著作权多无异说。
阮元赞誉此书“沈博美富，又为此书（按，指《文选》，下同）之渊海”，朱珔亦称其“真于是书能集大成者”。阮、朱皆是当时第一流的权威学者，据梁氏《凡例》自述，著作过程中多与前辈同仁切磋交流，其中就有这两位。他们为梁章钜《文选旁证》作序，高度评价其人其书，无疑是对梁章钜著作《文选旁证》最有力的背书。
《文选旁证》的成就，体现在考据和辞章两个方面。书名“旁证”，通于“旁征”，取旁征博引之义，可见作者对此书的定位，首先是资料广博周全。此书考证注释，以李善注为底本，汇集后代校释，对《文选》的版本校勘和文本解读，都集前人成果之大全。又注重师说，一些梁氏曾得其指教的大家如段玉裁、纪昀的评校意见，仅存于此书。
文本的解析，作者详人所略而略人所详，比对异同，综合旧说，而裁断必出于己。对旧说常有发挥，见解超越前人。如宋玉《神女赋》中历来“王”和“玉”两字因字形相近而误，导致是楚王还是宋玉梦见神女，后世一直有两种说法。梁章钜结合版本考证与文本细读，推究历来“王”“玉”二字互变之迹，辨明原文是宋玉夜梦神女而对楚王言其状，彻底纠正了历来的误读。全书类此者甚多，考证细密、抉微章句，兼具史识与文心，美不胜收。
《文选》是唐前辞章的宝库，梁章钜的《旁证》不啻是打开这一宝库的锁钥。此书经穆克宏先生点校，2022年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八闽文库·要籍选刊”出版，为最善本。有志于选学者，持此一编，可一睹选学之大观。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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