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第十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
“马克思从未离开过我们”
（来源：福建日报 2015-12-18 11版 求是）
本报记者 谢海潮
11月28日至29日，第十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论坛推出了两大本论文集，200多位与会者坐满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梁树发看到多数与会者是年轻的生面孔，这让他感到“没有后继无人的担忧”。
讨论的都是前沿话题，异彩纷呈。回顾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30多年历程，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陈学明说，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离不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示作用。
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看“清新福建”
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把《资本论》中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视为“马克思成熟作品中”的“成熟的生态观念”。
按照福斯特的说法，世界末日不再是宗教预言，世界崩溃将是生态持续恶化的必然结果。人类目前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沿着资本主义的绿色工业革命道路，即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各种技术革命来克服生态危机；一条是沿着社会主义的生态革命道路，即在不否定技术革命的条件下，通过社会经济制度的综合变革，建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基于“没有限制的资本积累和将人为制造的私欲置于个人和社会需求之上的秩序并没有改变”的认识，福斯特否定了资本主义能够避免生态崩溃的可能性，倾向于后者更加根本的生态—社会革命。
“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崔永杰认为福斯特这一观点，对正在从事生态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人们来说，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启示意义。
联系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崔永杰提醒应当辩证地看待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以及在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彻底丢弃那种靠发展技术来解决当前生态问题的幻想。
就华东部分省市的雾霾难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郇庆治认为，这很难仅凭当代社会某一环节的改进、优化，或借助“行政命令”“运动式突击”在短时间内加以克服，“我们必须接受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性过程，绝不可能只是一代人、几代人的事情”。
因此，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创建，在郇庆治看来“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意义”。当然，“这样一个‘福建版本’，还只是我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1.0版’”。他说，其中的理论阐释部分还应有更丰富的制度与创新想象。庞大的森林覆盖与生态系统，应该成为建设一种新型的或区域性的生态化文明的积极性基础，而不应简化为有待开发的自然生态资源。对福建而言，地理与生态的丰富性，应该更有利于其探索逐渐超越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创建一种基于生态优势的生态文明区域类型。
“人民群众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的公共拥有及其利用的民主控制，相比于少数人的资本化占有与开发要更可靠。”郇庆治说，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把制度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置于一种优先地位，蕴含着用一种既“红”又“绿”的革命性变革，来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难题。
城市空间不是利益的竞技场
“通过城市改造吸收剩余”来“建设性摧毁”，引发反反复复的城市重建，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注意到“城市空间的等级化划分和阶级区隔”“城市共享空间资源的资本化”“地方集体符号的资本化”等一系列问题。
当下，房地产业投机性住房的短缺和空置并存，造成城市空间的分配、居住、使用权的不公平；城市景观的符号化、拼贴化、怀旧式的后现代意象，使城市空间出现全球同质化倾向……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莉认为，这是哈维城市空间思想在中国城市空间现实中的变相折射。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领军人物，大卫·哈维在其早期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中，继承并发展马克思的城市起源学说，从剩余产品的生产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出发，将城市空间置于社会关系的网络中考察，阐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非正义产生的根源，从城市空间视角进行资本主义批判。在哈维看来，空间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空间正义即是社会正义。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空间的正义问题应置于资本逻辑的框架下来考察。
尽管“哈维在后期转向后现代理论的过程中，对城市空间正义原则的探讨带有更多话语批判的特征”，但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宋建丽认为，哈维对城市空间正义问题的思考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比如该怎样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本逻辑的支配。她说，城市空间应当真正成为人类社会性和创造性的舞台，而不是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竞技场。
“社会主义城市的建设应该更加注重人民性和共享性，而不是按照资本的逻辑来建设。”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永森认为，城市的空间不应该被汽车所占领，布局和构建应该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汽车为本。
道路的增长总是赶不上汽车增长，一些地方重蹈了欧美国家走过的老路；发现旧城停车难，就想方设法建停车场，交通堵塞的问题却总是得不到根本解决。陈永森认为，之所以摆脱不了这个窠臼，关键在于我们的思路错了，“提高市民的生活品质不是让更多人开上小汽车，让更多的土地铺上水泥、沥青，而是让市民在城市生活中感到安全、方便，不受各种污染之折磨，不受热浪之熏蒸，不受过多的空间限制”。
老城区少建停车场，提高停车费，迫使小车不进城区，这才是更合理的选择。陈永森认为应该逆向思维，即不是千方百计满足小汽车的要求，而是尽量使居民少用车。为了实现不开车也能便捷到达目的地，就要充分考虑各种公共交通的可达性。
眼下房地产项目到处开花，但如果新建社区离中心城太远，各种服务设施不配套，就可能沦为“鬼城”。陈永森建议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铁是减缓交通压力最好的抉择，但“地铁蓝图和城市扩建蓝图要协调一致，地铁要能到达绝大多数高密度的人口城区，否则市民还是要更多地使用小车”。
刷微信的“数字劳工”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劳动是解开人类历史之谜的金钥匙。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运用，人类的新型劳动形式——“数字劳动”诞生了。不知不觉中，我们实际上已成为被微信朋友圈绑架的“数字劳工”。
“数字劳动”根源于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其“非物质劳动”理论是“数字劳动”的前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延云认为，“数字劳动”是“非物质劳动”在当代最为凸显和本真的表现形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诸多学者都把思维聚焦于“数字劳动”，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
2009年11月，在纽约新学校大学举行了一场以“数字劳动：既是游乐场又是工厂的互联网”为主题的会议，第一次批判性地考察了劳动力市场从物质世界到互联网的工作场所转向问题，“数字劳动”被定义为“个体消耗在社交网络上的创造性工作”。2012年9月，由会议主持人泰博·肖尔茨编写的《数字劳动：既是游乐场又是工厂的互联网》一书出版，被称为“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运用于协作性的计算机中介传播时代”。
这本书把粉丝们的活动当作“数字劳动”的具体实例。泰博·肖尔茨说，关注互联网和随之而来的“时间偷窃”问题以及“成瘾”问题，也许可以引领出我们最重要的时代问题。坦率而言，把时间花费在“脸书”上，停止了我们给予其他人的爱和感情。
“微信存在的目的从来不是改善人们的社交，而是增加IT企业的财富。”周延云说，人们沉浸其中越深，IT企业越能把用户打包销售，从中赚到越多利润。事实上，“微信的用户们都是免费的劳动力，当他们每天花1.7个小时刷朋友圈，他们就是在给IT企业打工。IT企业的财富，就是建立在剥削这些免费劳动力之上的”。
与传统劳动相比，“数字劳动”有关劳动和休闲、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劳动场所和非劳动场所边界的模糊性，使传统的劳动场所——工厂之外的人类生活空间都可以成为工作的场所。但跟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劳动形式一样，“数字劳动”不会改变其剥削“数字劳工”的本性。周延云说，对于伴随数字技术而产生的新的拜物教——互特网拜物教对社会价值观的侵袭，人们必须建构一个精神防火墙。
“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延续至今，仍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周延云认为“马克思从未离开过我们”，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可贵价值在于，它是一种“带着解放意图的社会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