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原创动力来自当代文学实践

（来源：福建日报 2018-11-12 A09理论周刊 ）

余岱宗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近40年来，当代中国文论已经吸收了庞大而复杂的诸种文学理论系统，完全抛开既有的理论资源是不现实的。对于古今中外的文论，不但需要学习与借鉴，还要得到加强。然而，文论原创，除了学习与借鉴，更重要的还在于发现有价值的文学审美问题，并对此形成有独特见解的理论阐释方式。

因此，当代文论的原创性实际上面临着双重挑战，第一重挑战便是面对当代的文学创作实践能否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能否做出中肯而独特的评价，并在批评活动中去寻求原创的可能性。第二重挑战是“背负”着如此丰富而复杂的种种理论资源，能否提出合乎学理的原创方案，原创的理论突破的学理依据何在？左是理论，右是文本。化解这种“难处”的出发点，便是“携带”着既有的理论观念，朝向当代文学实践，贴近文本，叩问文本，在阐释过程发现既有理论的误区、盲区和种种不合适之处，在批评阐释的过程中孕育新的见解，并让文学理论建设助力当代文学创作往更具有厚度、广度和深度的审美领域迈进。

中国文论如何善待传统，有条件地借鉴外来理论的同时拓展自我言说的理论疆域，创新自我的理论表达，一直是近年来文艺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更新研究方法，追踪理论前沿，引领思考方向，挖掘传统资源，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研究与探索，作为中国文论实践的一部分，其丰富性、复杂性和未完成性都在召唤着中国文论进一步创新发展。然而，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不是单靠学者的知识结构的系统转换就能“升级换代”，也不是精通几种理论利器便能让诸多问题迎刃而解，相反，处于中外、古今的理论视域交汇之中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其创新的动力，是来自对现实文学艺术问题的敏感与发现，是面对当代文学和当代文艺“活生生”的“文本现场”之时，发现已有的文艺理论范式或批评方法陷入了窘迫性或生硬性之中，如此，理论创新的必要性才可能被提出，随之而来的理论方法的调整或理论范式的转变才可能推进。

当下，文论文章不少，评论文章也是“高产量”，但评论文章多，具有“批评含金量”的真知灼见少。有评论无批评的局面，造成理论与批评脱节，文学理论自说自话，与文学批评无涉，批评无法孕育出理论。再者，文学批评多仰视的表扬稿，无关痛痒，形成不了差异性概念与问题论说的深度，无力推动原创理论的逐步形成。换句话说，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若拥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却不具备才气、胆识，不愿意将目光投向当代的“文本现场”，无法与中国故事之叙述形成积极的、对话性的良性互动，文学批评不善于叩问当代文艺、文学的诸多问题，那么，所谓当代文论的原创推动难免步履艰难。文学理论自身的逻辑推进和范式变化，并不妨碍理论与批评从当下文学文本中吸收美学特性，逐步形成具有针对性的理论方案与理论言说。相反，只有自觉地让理论与批评成为中国故事之叙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评论者、诊断者、促进者乃至引航者，文学理论与批评本身才可能强筋健骨，并让理论与批评回归到应有的轨道上来。

中国古代“诗文评”，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其理论、批评与作品之间关联聚合。至于明清的小说评点，其批评文本和它的文学文本更是存在异乎寻常的紧密关系。小说评点几乎是“寄生”于小说文本之中，离不得小说文本，批评文本的释义往往需要结合、参照小说文本才能语义完整。

中国古典文论从来不乏原创性观念与概念。“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象外之象”所出示的种种审美观念既直观又思辨，既感性又玄妙。雄浑、冲淡、流动、含蓄、纤秾、高古、豪放、沉着、悲慨、绮丽、超诣等品目对于古代诗歌的解读，对古代诗歌的审美范畴的界定与阐释不但有效，且品目本身就是色彩斑斓、美不胜收的意象世界。承继传统，当下中国文论话语的原创动力之一，同样也离不开中国文论家对中国当下文学艺术作品的开阔而独特的深沉体悟。

新时期以来的文论“逆差”状态，导致了非原创语境中理论与批评的研究者不时陷入“本领恐慌”的状态。在异域理论体系的大规模长驱直入的情形下，若无积极的理论突破和理论创造，难免产生集体无力感。另一方面，原创又不宜误解为横空出世的理论表演，人文领域的原创更多是在承继、吸收与借鉴基础上形成突破性思考。在信息密集交流的当下，本土理论能力的提高、跃升，只有积极地拓展学术视域视野，在动态吸收、消化、批判的扩展中才更具自信力，更能提升本土理论的阐释能力。另一方面，主动的理论原创，更要避免缩手缩脚，瞻前顾后，陷入理论的迷阵之中无所适从。原创的理论创造一要见识，二要常识，三要才识，四要胆识。

有见识，意味着今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不太可能纯粹是一种无依傍的、纯粹依靠个体的经验和感悟的理论与批评，文学理论本身的历史积累，诸种现代学科对于文学理论话语的影响，都使得本土问题的研究不能只有本土视野。相反，横向纵向的知识视域的不断交错，已经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常态，原创不是空穴来风，必要的理据和来路是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必要环节。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是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没有联系就无法推动发展，各种要素考虑得周密，立论才可能稳当。

有常识，是要认识到理论是用来研究分析问题而不是标签化使用，同样一种理论观点，如果适用于王安忆，又在贾平凹那里得到全面的印证，就要检讨一下理论研究者的方法是否对头，理论帽子是不是过于宏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样适用于文学理论与批评。同样，莫言的小说具备狂欢化的特征，但莫言的狂欢化与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狂欢化区别何在，这也许就是有理论发现的突破口。若只是“求解”莫言的文本符合“狂欢化”的理论的几种指标，这种做应用题的“理论”实际上缺乏理论，甚至缺乏常识。

有才识，这是理论原创的重要能力。才识便是发现某种域外或传统理论在阐释当代文学问题之时，什么地方说得通，何处论述勉强得很，哪一种范式会导致偏见或盲区，哪一种方法只会让理论论述陷入僵硬的教条状态。才识是一种洞察力，并且是在洞察之后能够创造出一种更有效的阐释范式或方法，并说出这种阐释方法如何能解释之前的方法说不通的所在。有了这种才识，才可能真正推动文学理论的原创。

有胆识，便是面对当代文学实践丰富而多样的创作体量，能够识别出优秀作品的优秀之处，并且能够指出优秀的所在，亦能批评肤浅化创作的平庸之处。有胆识，便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处，以开阔的视野肯定当下文学创作应该肯定的成绩，指出其有待努力的方向，推动能够反映我们时代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大师级文学作品问世。如此的才识与胆识，是催生当下原创性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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