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水土保持与精准扶贫互动的链条
（来源：福建日报 2016-07-04 10版 求是）
朱鹤健
2000年笔者在长汀县建立博士生实践基地，以地理学范式研究水土保持，2011年总结11年阶段研究成果，形成书面材料，若干建议已为相关部门所采纳。研究工作持续至今。近期学习中央精准扶贫文件，反思十多年研究经历，有了新的认识。
水土流失源于贫困，又是贫困之源。严重水土流失区必是贫困区，贫困区必会出现水土流失。贫困与水土流失紧密相连。然而，长期以来，水土流失治理与治贫脱节，治标不治本，主要精力放在植被恢复与梯田工程两项建设上。长汀县在20世纪40年代设立水土保持试验区，与甘肃天水、陕西长安一起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三个水土保持试验站之一。半个多世纪治理与研究总是在上述两项建设上打圈子，治标不治本，老百姓“靠山吃山”，始终处于贫困状态，边治理边破坏现象反复发生。1985年，长汀县人均GDP只有600元，土壤侵蚀率高达24.1%，成为福建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亚热带花岗岩丘陵地区水蚀荒漠化的典型代表。2000年，时任福建省政府省长习近平同志提出把长汀县治理水土流失列入全省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之一，随之长汀县经济有了发展，2009年人均GDP上升到8353元，土壤侵蚀率下降到9.9%，2014年人均GDP上升到39727元，土壤侵蚀率再下降到9.34%。长汀县历史上水土流失一直持续的状况，因经济发展而得到很大扭转。经济发展不仅增强了农民水土保持的自觉性，而且为强化治理提供物质基础。可以认定贫困是水土流失的主因。
当今，水土流失治标不治本仍是最大误区。一项水土保持工程完成了，见到局部地区恢复青山，但未见农民增收。许多研究重蹈老路，花大量精力财力去重复研究诸如种草植林有多少好处等早已有结论的问题，反而对水土保持产业化这一关系治贫的重要问题，却望难止步，至今可推广、可复制的水土保持产业化的集成技术出现不多。一些研究虽然报告治理措施取得效益，却见不到农民实际收入有所增长。可以看出不解决农民当前急迫的民生问题，再好的治理模式也难上马；治理成果不包含农民增收，再好成果也难巩固，潜在再破坏的可能性。另一个误区是，水土流失治理与研究脱离生态恶劣这个现实。在严重水土流失地区生态恶劣，只能先行林草治理，有的研究却推崇农业良性循环模式，盲目复合经营许多农作物，结果无法收到效益。实际上水土流失区根据不同生态条件可以多种治理模式并存，与生态条件相适应的模式就是好模式。农业良性循环模式是个好模式，但难立足于恶劣生态条件，就无效益，所以重在合理的生态空间格局。此外，治理与研究方法单一化。把水土保持只视为一门自然科学技术，局限于自然要素层面与单项技术的研究与治理，少有社会科学技术的介入，忽视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缺少基于区域整体性的系统分析和综合治理，因而没有形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阵势，以致治理与研究只能做到治标而不治本。还有一种误区：只造林，不改土，出现“远看绿油油，近看水土流”的“空中绿化”景象，徒有绿化之名，而无绿化之实。要搞好水土保持工作，必须走出上述这些误区。
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经验的启示。长汀县以“滴水穿石，人一我十”奋斗精神开展水土保持，使当地的生态环境大为改善，农民增收。长汀县治理模式与成效被水利部誉为中国水土流失治理的品牌，南方治理的一面旗帜。长汀县水土保持可贵经验在于把治贫贯穿水土保持工作全过程，做到治理与治贫互动。笔者总结了长汀县2000年以来治理水土流失的“三步走”经验：初期起步强调民生性。2000年开始新一轮水土流失治理时，长汀县农民的生计来源仍然很窄，收入很低，积习未改，仍然把上山伐林作为生活燃料和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据此，长汀县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提出“放下斧头，扛上锄头”口号。政府出资补贴，引导农民以煤、电、沼代柴，既解决农民的生活燃料，又解决滥伐问题。鼓励农民治理荒坡地，变土壤侵蚀区为经济作物区，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中期强调协调性，在区内推广多种水土保持模式，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相协调，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又使农民生活进一步提高。后期强调持续性。把水土保持作为区域发展的一个部分，成为建设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设计构建与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的生态经济体系，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减少土地压力，增加农民的收入，推进水土保持产业化。整个过程经历民生性—协调性—持续性三个阶段，每阶段均与治贫挂钩，从小做大,有序进行。
水土保持与精准扶贫互动的三个节点。现在全国正在加大精准扶贫的力度，为水土保持工作提供绝好机遇。水土保持工作要领会好治贫才是治理水土流失的根本的道理，构建水土保持与精准扶贫相辅相成的互动链条，这个链条有三个节点。
一是树立水土保持挂钩治贫新理念。水土保持工作要从原有固守治山、治水的框框中走出来，主动与治贫挂钩。把民生问题、农民增收贯穿水土保持工作全过程，标本兼治。以扶贫推动水土保持，以农民的实际收益、脱贫程度检验水土保持成果。为此，水土保持研究要从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治理思维提高到“见物及人” 范式上来。要学习长汀“三步走”经验，民生性—协调性—持续性有序进行，从小做大。先从解决民生急迫问题入手，增强农民治理水土流失的自觉性和实际能力。第二步关注治理模式与空间的协调，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提升水土保持建设水平。最后把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建设新农村的一项内容，繁荣经济，巩固水土保持成果，全过程紧紧与治贫挂钩。
二是扶贫聚焦水土保持产业化。水土保持产业化意味着在取得水土保持成果的同时，又增加农民收入。水土流失地区扶贫投资重点要放在水土保持产业化的项目上。从点状治理转变为块状开发。打破传统以行政区域为治理单元的空间局限，以小流域为单元，创造治理与开发相结合的模式。小流域不仅是治理的生态单元，也应是开发利用的经济单元。以产业化为主线，水土保持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地方特色产业相结合，形成地方经济发展与水土保持相互协调共生互利的链条。为此，要把水土保持作为区域发展的一个部分。综合考虑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整体规划与布局。组织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非土”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观光业）转移，减轻土地压力。发展特色农业，构建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连接，运用集成技术，促进生态与经济耦合，开拓致富之路。水土保持管理部门与扶贫管理部门通力协作，联动管理。落实与强化各级政府的水土保持委员会协调相关部门通力协作的职责。通过规划、计划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规，组织指导小流域水土保持产业化工作，以求水土保持、经济同步发展。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开拓多元投资的渠道，改变历史上单一靠政府投资的做法。这需要给投资者以公平的市场环境，保证投资者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
三是建立跨学科的技术支撑体系。水土保持涉及自然和社会多种因素，问题的复杂性要求研究与治理应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方法的多样性，因此集成技术显得格外重要。研究要从区域整体出发，把涉及水土保持的自然、社会因素组成系统，探析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区域整体的贡献，从中提出适用的集成技术。这不仅要求水土保持学、农学、土壤学、植被学、气候学等自然科学的支撑，还要横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为此，要突出水土保持的自然性、社会性和经济性，确立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地位。组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员共同参与，突显多因子、多方法、多角度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特色，联动攻关。创新交叉性生态经济耦合技术体系，实现治理与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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