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图：“其字天下奇，其人姑置之”
（来源：福建日报 2018-09-09 A08版:读书）
晚明书法四大家之一的张瑞图以其夭矫不群的艺术风格傲然挺立，书写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精彩篇章。回归历史，张瑞图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我们该如何认识和理解其艺术与人生？近日，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蔡清德做客省图书馆“阅读与欣赏”讲座，引领读者重新认识这位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闽籍书法大家张瑞图。
(本报记者 林升文)在中国书法史上，张瑞图是备受关注和争议的晚明时期书法大家，其以书法名世，因书魏忠贤生祠碑文，名列逆案，为人所诟病。清修《明史》将其载入“阉党传”，数百年来，褒贬有之，毁誉参半。学界相关研究亦多，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蔡清德重新检索文献，再论张瑞图其人其书与人生际遇，兼论人品书品之关联。
“一艺之工不以人废”
张瑞图是福建晋江二十七都霞行乡（今青阳镇莲屿下行）人，明朝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殿试第三，累官至内阁大学士。
关于张瑞图书艺与人品，在他离世200多年后，闽人梁章钜于其所著《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中论及张瑞图其人其书作时，有如是一段文字：“盖一艺之工不以人废，况晋江龌龊守位，非有蔡秦专权误国之迹，后之评书者但当赏其神骏，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此论甚公允。”梁氏认为，张瑞图书法“纯用偏锋，愈大而魄力愈壮，有推到一世之概”。可谓一语道出张瑞图书艺之特征及魅力所在，评价甚高。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认为，张瑞图早年书法和邢侗、米万钟、董其昌齐名，后因其为魏忠贤书生祠碑官至公辅，魏阉党事败，列入逆案，书法遂不为世所重，然而史书除了提及张瑞图书碑之外，并无更多对其品行不端的指摘。显然，钱大昕认为，张瑞图仅因为魏忠贤书碑一事而致书品人品俱毁，就其境遇深表惋惜。
蔡清德说，从艺术角度而言，不论钱大昕还是梁章钜，对张瑞图书法显然都是持肯定与赞赏立场。从另一方面来看，志气与节操之持守乃传统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本，梁章钜亦视之为重，故其虽得张氏手迹颇多，然“因薄其人，皆随时赠人不甚爱惜”。梁章钜的态度看似矛盾，实在情理之中，因为人品决定书品一直是文人书艺品藻的重要标准之一，梁章钜亦受此观念之束缚。
然而，梁章钜毕竟为嘉庆、道光年间享有时誉的学者与鉴藏大家，其识见自有过人之处，梁氏引钱大昕之见为己见，主张“一艺之工不以人废”，张瑞图虽书碑一事有亏节概，但亦只是龌龊守位，与蔡（京）秦（桧）专权误国当有所别。
认为客观看待张瑞图，应将其书艺与其素行节气分开，就张瑞图其人其书持平论之，梁章钜与钱大昕评价堪称公允，确非人书混淆，一概而论者，亦可见钱、梁二人并非完全苟同人品即书品之传统观念。梁氏文中记载史可法题字张瑞图书册有言“其字天下奇、其人姑置之”，史氏之言亦不失为一种客观姿态，以之评价张瑞图颇为妥当。
蔡清德说，从史可法、钱大昕、梁章钜等人关于张瑞图其人其书的评价与论定来看，如何看待人品与书品之间交织复杂的深层关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张瑞图无疑是一个极具解剖价值的典型个案，重新检视与认知张氏其人其书的历史真实，仍然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权利之争夺非其所愿
在张瑞图的一生中，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三十四岁考中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会试十六名，殿试一甲三名（探花）赐进士出身，至崇祯二年（1629年）名列逆案，削职为民，张瑞图科场宦海沉浮二十余年，历任翰林编修、左春坊中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官职。其间张瑞图数次返乡家居，并借此多次躲避朝廷党系争斗纷扰，尤其是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扑杀东林党人之残酷政争之际，张瑞图正居家休养，从而未卷涉其中。
蔡清德说，应该说在二十余年仕途生涯中，张瑞图虽身历数朝（万历、天启至崇祯），然皆稳步擢升，其中天启年间官位提升最快，此期正值魏党专权。显然，张瑞图的官场进阶离不开魏忠贤的特别提拔关照。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倡建魏忠贤生祠，熹宗诏赐祠额曰“普德”，勒石记功德。此后各地建祠风起，身为内阁大学士的张瑞图为之撰生祠碑文。不管是否出于自愿或被迫，此事为其后名列“逆案”，埋下伏笔。
从目前可见文献来看，张瑞图名列逆案之罪状主要有二，一是书生祠碑文，二是书金字贺屏。此外，关于其参与阉党祸国殃民的史实却未见披露。自科场中举步入仕途以来，张瑞图时借各种因由返乡家居，躲避官场繁冗俗务与各种纷争，归隐之心时而有之，权力之争夺与官场之倾轧并非其所愿，逃避是最好的办法。
张瑞图性格优柔懦弱，与世无争，其为官多年仍无多积蓄，显然不是一个善于弄权者。在魏忠贤眼里，张瑞图应该是一个棋子。对于张瑞图而言，为官是生活所迫。为魏忠贤书碑与金字贺屏，为保官所需，或有谄媚之嫌，然并无深意。
蔡清德说，从张瑞图内心本质而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是其梦寐向往的人生状态，老庄的逍遥自在与无为之道，可以使自己“不受当时之贵，永保性命之期”。毫无疑问，张瑞图对于自己的仕途经历并不认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时时萦系心头。在宦游期间，张瑞图返乡家居次数频密。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张瑞图曾告假还乡，居家两年，在泉州东湖畔营建一处居室，作为与郡中士绅交游之所，足见张瑞图对于官场生涯的厌倦与逃避。
书法成就不可小觑
蔡清德说，从目前所见文献及张瑞图书作来看，张瑞图的书法成就及其在书史上的地位显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可小觑，就艺术本体而言，实不应因人品气节之亏而抹杀其书艺之造诣与影响。作为书法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书家，张瑞图以其夭矫不群的艺术风格傲视群贤，其解构魏晋二王传统的雄才胆略，至今沾溉后人，给予后世学书者诸多借鉴与启迪。
张瑞图开创了新书风，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以解答的谜团与公案，对于张瑞图其人其书的解密也许仍然需要更多史料的开掘，更多学人的考辨与论证，更多岁月流年的洗礼。因而，在我们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过程中，关于张瑞图人品的品评以及由此而引发对其书法成就的忽视与误读，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课题，沿袭已有的历史论断与陈说可能带来更多的误读。
鉴此，前贤史可法关于张氏“其字天下奇，其人姑置之”的论断，依然是目前关于张瑞图其人其书的最好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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