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风景、乡土情感与人类共同体自觉
（来源：福建日报 2023-07-08 07版 武夷山下）
傅修海
朴素言之，文学就创作层面而言，涉及两个基本维度：写什么，怎么写。前者，往往造成题材扎堆与聚焦，这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意味的话题。这一方面固然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上许多共同的情感投射和寄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们拥有相应的民族思维方式、命运共情基座和沸点有紧密联系。后者，新诗和旧诗不同，中国诗歌和外国诗歌不同，汉诗和其他中华兄弟姐妹民族诗歌也不同。然就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来看，怎么写，根本上是如何用现代汉语驯服当代生活经验、思想与情感的问题。尽管不同区域群落的汉语诗歌写作所面临的、所摄取的、所入思的对象不同，但在现代汉语的语言驯服上，这又是一致的。
闽东诗歌群，作为地方诗歌群落，尽管近年来影响越来越大，但首先也是因此地而美。当然，不排除他们同样拥有宏大叙事的、视野开阔的其他向度的探索。福建有八闽之称，囿于地理差异，带来群落生活中的地域风土个个不同，这是事实。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不仅仅是食物意义上的，也是情感意义上的。本乡本土的生活与记忆，既是世俗的，也是精神的，既是日常物质有形的触摸与重复，也是亘古精神无形的思想与反刍。在地方性、区域性的文学团体（如闽东诗歌群这样的诗歌群落）里，如何同时看待他们文字与文本空间的大与小、远和近、虚与实的修辞与调谐，如何同时感应他们精神世界的新与旧、地方与国家、群落与民族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我们观察、体贴和理解地域性诗歌群落、地方诗歌风景的核心问题。因此，当我们内心平静、视野开阔而对大一统的抒情洪流能够脱敏的时候，地方群落诗歌群体的抒情路径、精神生态和风物展现，就往往会让人眼前一亮，感到新异、惊喜。
地方风景、地方路径的讨论，目前已成为中国文学经验总体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和角度。地方路径和整体历史进程的关系，地方元素、地方经验、地域生活、地方情感，都是令人倍感振奋的话题。作为一簇簇鲜活的群落生活体验，如何参与国家、民族和文化的整体历史进程，这的确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一定意义上，这也就是从对共名“我们”的关注，转移到具名的“我”的关注；从多元的集合的、象征性的“大我”的关注，到对一个一个的小群体、对世俗性的“我们”的关注，进而再到一个一个具体的、日常的“我”的关注，或者说，是对日常的“自己”与“咱们”的关注与打量。从发现远方到发现身旁，从发现彼处到思量此处，从彼岸的地方将眼光收回到此在，甚至缩回到内心，甚至再次收缩到、沉淀到无意识的深处。这大致是中国诗歌在整个一百年来的基本变化。
我们从对世界的焦虑、对世界的发现、对世界的张望，从对彼岸的思索、对彼岸的向往、对彼岸的畅想，开始逐渐回转到对民族、对国家、对地域、对乡土的再次打开，重新发现、重新扎根在生我养我的这一小块乡土。从本乡本土的关注，从脚下具体的两足之下、头顶周围的发现，来确定自己的远和近、大和小、抽象和具体。在烟火气的围绕下，我们开始在日常生活的沉静中，在琐碎的或者不琐碎的目光下、声音里，去组织自己的情感，去拼贴生活的日常，去打量情感的存在。这一种变化，与其说是当代诗人的变化，不如说当下诗思的变化。
一言以蔽之，诗不过就是“有所思”。从《诗经》开始，哪怕从时间更早的一些民歌谣谚、上古民歌开始，也都是有所思。没有思，就没有诗。海德格尔的“诗—语—思”的脉络，准确而言，不过是哲学家对诗思的关系逆推与思维模型复盘。无所思的胡言乱语，直接跳跃而来的诗，那一定是无病呻吟。有所思，为什么有所思，无非就是有所失，心存怅惘。一定程度上，得也是一种失。患得患失，恍兮惚兮，一体两面而已。
有所思的诗一定是及物的，其旨意无非两端：或推己，或及人。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终归有所思。其间也许是洞见，也许是茫然。基于此，地方路径的重启、照亮与聚焦，就是一次诗歌史的有所思的模态转折。正是在这种模态转变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目光在收缩、在内转。这种诗性目光的变化，呈现出来的情感症候，就是诗歌越来越关注私密的、个人的、内心的、潜意识的、历史性的、多元的区域因素。在这些许许多多发现的背后，进入地域群落诗人所关注的，大多其实就是乡土情感。恰恰是本乡本土情怀成为地域诗人诗思飞扬的九层之台的垒土、地基。他们的远方必须是从此在出发的远方，群落诗人的远方也应当是区域及物的远方，是有根的远方，是夹着地方风物起飞的远方，是有烟火气的远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风景，一个区域的生活，尤其是自带乡土文化调性的生活……这些所蕴含的，不仅仅是风景差异、生活细节的特殊性，同时也凝聚着具体情感的、记忆的、体验的差异与感受变化。群落诗人的咏唱，特异性恰恰就在这里。他们提供了许许多多不同的乡土风景、风物体验和群落生态情感。日本的柄谷行人认为，风景是被发现的。风景的不同发现，在于发现风景的取景框不同，所谓“风景装置”。取景框的尺度、角度、框架，取景人的焦点差异，导致了风景的千差万别、千姿百态。
任何一个远大图景，一定是由许多千差万别的角度、形态各异的焦点等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地域性风景所构成。当然，出于某一个宏大叙事的需要，很多特异的、个别的、私人的角度发现、焦点聚焦，在融合整体叙事的时候，往往被过滤、被剪辑、被重新再编码。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性的、个体性的、特异性的经验和风景，往往被作为杂音、支流或者末流，被省略、被沉默。然而，一旦我们把视野收缩到更内面的层级，这些地方路径的发现，群落野性的乡土风景，便会释放出他们本来被抑制的生机与活力，甚至是热力。
每一个人都有宏大理想的一面，有参与合唱的一面，有集体融合的一面，有大大小小的共同体认知的一面。这个基本面是“类”的取向，是“种”的制约。此“类”的合唱群体有大小，范围有宽窄。然即便如此，大合唱和小组合唱仍然不同。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独唱，还有独白，还有私语，乃至无语。这种多层面、多层级的思想与情感构造，让每一个人能够相对优裕地保持常态，拥有和谐，能够自我调整，每一天都能以相对更新的面目走向下一个时间节点。地域的诗歌风景，相对于千里江山一览图的模式和气象，在气度格局、雄奇瑰玮上固然有所不逮，但在乡土风情、生态元气上却自有风采和价值。
另一方面，“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艺术自个人出发，有个的特异，但终归要有人“类”的认同与共同情怀。人类共同体意识自觉，其本质就是共存共荣，对他者有包容和谐、平等视之的“仁爱”自觉。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的“类”的自觉，也就是人类共同体的意识自觉。“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无论是哪种形态、场态和生态的诗人，要想有所作为，这种起码的人类共同体意识自觉，都是应该要有的。文明共识，人类悲悯，这是诗人行稳致远的基本要求，求同是稳的前提，存异则是远的指针。
地方诗歌群也好，群落诗人也罢，都是中国诗歌百花齐放、七彩斑斓的诗歌生态的一部分。写好自己，写好此在，才有彼岸和远方。地域风景与乡土情怀，只有在文化与历史自信的前提下，只有在共同体意识自觉的观照下，才是美美与共，这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也才是中国文学应该有的新场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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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系我校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