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报】涂秀虹:明代建本小说为何鲜见“艳情”
【福建日报】涂秀虹:明代建本小说为何鲜见“艳情”

明代建本小说为何鲜见“艳情”

(来源:福建日报  2017-01-10  11版  理论周刊文史)

涂秀虹

          

《新刊通俗增演忠义出像水浒传》《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

建阳刊刻小说历经宋元明三代,至清代尚有零星雕刻。明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繁盛期,建阳刊刻小说以其数量众多而引人注目。建阳刻书几乎见证了中国小说从雅致书斋走向社会大众的全过程。

由于宋以来朱子学的影响,以及建阳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状况等原因,建阳刊刻小说有其明显的地域特征,并因此大大影响了明代小说史的面貌,甚至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走向起过决定性作用。

前期多出应试书

明代初年首先掀起小说阅读热潮的是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当时广为流传的另一类文言小说是以元代《娇红记》为发端的中篇传奇。此外,明代前期还有大量的传奇、志怪、志人、杂俎以及其他文言小说集、文言小说丛钞。

面对如此“热销”的文言小说,建阳书坊却很少刊刻。《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算是较通俗的文言小说中比较雅正的作品,或因如此,在宣德八年(1433年)建阳知县张光启刊刻之后,正德六年(1511)杨氏清江堂翻刻,此为明代建阳书坊大量刊刻小说之先声,但此后未见其再次刊行。

嘉靖之前白话通俗小说传播与刊刻尚少,明代前期小说的主流显然是文言小说,而建阳书坊极少介入。明代万历以后,小说甚至成为建阳书坊刻书的支柱品种,文言小说所占比重依旧极小。这种语体倾向有其读者定位的需要,也有出于教化的自觉选择,更有明代前期政府管理和利益驱动的原因。

明代前期建阳书坊地位特别,当时全国的科举应试之书多出于建阳书坊,书坊承接了许多官方委托刻书的任务。明王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对理学诸子后裔多有优待,不少书坊主以理学诸子后裔自居。当时福建各级政府机构,还有建宁和建阳历任长官、理学名家后裔以及书坊主,无论官刻、家刻、坊刻都以理学名著为主,因此吸引了当时的国子监乃至各地名士把经典著作和理学新作寄发建阳书坊刊刻。

由于政策导向和利益驱动,明代前期建阳刻书以儒家经典、理学名著、科举用书以及传统的医书、类书为主,大概这类稿源已经非常充足,销量也非常大。

不以情色挽颓势

现存明代120多种小说刊本中,主要为讲史小说、神魔小说、公案小说。明代嘉靖至万历间刊行的这三类小说,多出于建阳书坊。那么,建阳书坊为何鲜出人情小说?

人情小说之《绣榻野史》,现存刊本中有一种是种德堂刊本,但据学界考证,种德堂后期设分店于金陵,很可能《绣榻野史》不刻于建阳。另外,历史小说人情化的《隋炀帝艳史》,现存人瑞堂刊本,但据考证,也可能设肆于金陵。可见建阳刊刻小说的题材类型有其明显的地域特征。

决定类型特征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与建阳地区的教育普及和理学影响有关。讲史小说几乎是历史教育的普及读本;公案小说经常与法律文书上下栏刊刻,是对司法知识的一种普及;神魔小说虽非儒道,但也是教人向善,宣扬惩恶扬善的道理,可为儒教之补。这些小说既有益于教育,又符合理学的精神,都是有裨于世道人心教化的小说。

福建是宋以来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建阳又是福建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建阳的刻书家很多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不少人能亲自编书,基本上都是幼读诗书、参加科举考试未能成功而重操父辈祖业的文人,如余象斗就是这样。

而理学在元明时代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如此,由他们编撰和刊刻的小说必然受到理学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影响,故建阳刊刻的小说在内容上重视社会性,在风格上则骨力刚健,以“天理”为指归,着力于教化人心。正如齐裕焜先生所说,“建阳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故乡,是深受理学影响的地方,他们出版书籍时,还有一条道德底线,既要盈利又要承担教化的任务,所以大量出版历史演义等宣传‘忠义’思想,表彰忠臣义士的小说,不敢去刊印那些有露骨的色情描写的作品”。

即使到了天启、崇祯,建阳书坊已逐渐走向衰落,对市场极为敏感的建阳书坊也仍然没有介入艳情小说的刊刻以挽救自己的衰势。这就是儒家的道德底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跟风现象的成因

题材类型集中,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整体特征。而这一特征的形成,很重要正是由于建阳书坊刻书的类型集中,其成因则首先在于典范作品的影响。在建阳刊刻小说中,以版本众多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大奇书。

建阳刊刻《三国志演义》的历史持续将近200年,从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本,到目前所知的建阳刊本系统最迟的一个版本——刊于清代雍正甲寅年(1734年)的书林继志堂刊本《鼎镌按鉴演义古本全像三国英雄志传》,流传至今的“三国”版本将近30种,而佚失的版本可能比现存的还多,因为万历年间余象斗刊刻《三国志传评林》时有《三国辩》一文,谓“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

《水浒传》的版本热闹程度不减,万历二十二年(1594)余象斗刊的《水浒志传评林》同样有一《水浒辨》,谓“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而现存《水浒传》版本大概都是余象斗《水浒志传评林》之后的本子,建阳刊本尚有藜光堂本、刘兴我本、雄飞馆《英雄谱》本、杨氏四知馆本。此外,英国牛津大学卜德林图书馆等国外图书馆藏有的《水浒传》残卷,从版式来看,一般认为是建阳刊本。

《西游记》现存最早版本是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世德堂刊本,二十卷百回。其中卷十六题“书林熊云滨重锲”,可知熊云滨(书林熊体忠宏远堂)曾在万历间补修重印此版,也证明建阳书坊主很早就已介入《西游记》的出版。其版本情况复杂,出版次数很多。比如,万历年间或稍后所出的芝潭朱苍岭刻阳至和(杨致和)编《唐三藏出身全传》四卷十回,书林莲台刘永茂绣梓朱鼎臣编辑《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十卷,此二本之删节程度相当于现今的连环画。阳至和编本非常简陋,仅7万多字。

建阳书坊刊刻的其他小说,几乎全是典范作品影响下的编撰之作。这当然不是建阳一地刻书的情况,而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又一特征,即仿作多,模式相似的作品多,因袭现象严重。但由于建阳书坊出书数量之多,所以这一特征基本是由大量的建阳刊本堆积而成的。

之所以形成这样模仿的特征,跟作品的作者构成有关。典范作品的原作者基本不出自建阳,而模拟之作的作者基本出自建阳,或者是由建阳书坊聘请、长期为书坊供稿的下层文人。白话通俗小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与城市化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建阳地处偏僻,刻书所在地书坊(明代后期麻沙遭火灾后刻书较少)更是个偏远的山村,明代建阳经济文化都不发达,就城市化的发展程度来说,与杭州、苏州、金陵等地相比是望尘莫及。

既很难产生优秀的具城市化叙事的文人,也很难吸引优秀文人前来生活就业,这样的文化积淀便注定建阳很难产生非常优秀的叙事文学。这是明代小说模式相似、因袭现象严重的根本原因。

薄利多销是与非

建阳刊刻的小说明显的版式特点,即上图下文,小说题目多以“全像(相)”相标榜。其丰富的变化版式,还有上评中图下文式、嵌图式等类型。而在现存120多种小说刊本中,至少三分之二为上图下文版式。上图下文成为建阳刊本标志性的版面特征,后人往往以此判断刊本是否出于建阳。

上图下文的版式与江南刊本小说插图方式非常不同,江南刊本小说插图多集中于全书正文之前,或每卷(每回)一二幅图,置于各卷正文之前,或插于正文之中,图的方式以单面全幅或双面全幅为多。建阳刊本小说上图下文的版式有其宋元以来刻书的传统,由于对于宋元建本的版画艺术成就历来评价甚高,所以在版画艺术发展史上,建阳刊本版画有其重要的地位。

但是,明代嘉靖以后大多数的建阳刊本小说插图,比之宋元时期是明显退步了,很多插图只是略具形态意思而已,说不上艺术成就。而同时期金陵、新安等地的小说刊本插图很多精美绝伦,令人叹赏。与插图艺术相匹配的是小说的文字内容、字体、行款版面,建阳刊本小说大都较为粗糙简陋,而江南刊本则更为精致美观。

建阳刊本小说的版式面貌与建阳地区的经济状况、文化水平、刻工素质等密切相关,但直接的决定因素是建阳书坊的读者定位,其定位的读者群是普通的下层民众。面对这样的读者群,建阳书坊主的认识是清醒的。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阳叶逢春刊《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的元峰子《三国志传加像序》云:“三国志,志三国也。传,传其志,而像,像其传也……而罗贯中氏则又虑史笔之艰深,难于庸常之通晓,而作为传记。书林叶静轩子又虑阅者之厌怠,鲜于首末之尽详,而加以图像。又得乃中郎翁叶苍溪者,聪明巧思,镌而成之。而天下之人,因像以详传,因传以通志,而以劝以戒。”

文化不高的读者群需要大量的图,这一人群又基本上经济能力较差。面对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消费群,既需要大量的图像,又不能提高书价,只能是低成本的运作,薄利多销。所以建阳刻书相对固定的上图下文的版式,体现了书坊主以图释文、以图补文的刻书理念,也可见书坊主明确自己的刻书走的是通俗路线,是有着强烈的商品意识而采用的出版手段。

事实证明,他们的策略在很长时间内是正确的。从元代到明代万历年间的小说图书市场中,建阳书坊占了很大的份额。其大繁荣于嘉靖以后,到了万历时期更是迎来了黄金时代。不可低估建阳书坊主的商品意识与出版手段的重要意义,他们在竞争市场、拓宽销路的同时也普及了文化。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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