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重要理论问题
（来源：福建日报 2017-01-17 09版 理论周刊新论）
李建平
作者简介
李建平，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一首席专家，福建省优秀专家，福建省第二届杰出人民教师。现任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分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术带头人。兼任福建省人民政府经济顾问、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长期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综合竞争力等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撰写、主编学术著作、教材80多部。科研成果获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各1项，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8项，全国第七届“五个一工程”优秀理论文章奖，“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等。
习近平在2015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迅即传遍神州大地。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以下就三个重要理论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看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性质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段话表明：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姓马，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的；二是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其在当代中国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称之为3.0版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事物一样，有一个产生和发展过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说：“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习近平则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出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笔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50多年来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分别称之为1.0版、2.0版、3.0版。
1.0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生形态，是马克思在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任务是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由于其内在的社会矛盾必将为更高的社会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所以，《资本论》成了工人阶级的“圣经”。
2.0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次生形态，是列宁、斯大林等人对1.0版的坚持和发展。其任务一方面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若干新特征，得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结论；另一方面，则注重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看到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形成了包括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学。2.0版高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凭借强有力行政命令，形成了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机制。2.0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暴露了内在的缺陷：否认商品和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体制僵化、闭关自守；劳动生产效率递减，生活消费资料匮乏。在思想方法上，则是盲目照搬，教条主义，严重脱离实际。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2.0版必须要更新。
3.0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搞西方主流经济学那一套，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方面也不搞本本主义、生搬硬套，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3.0版。
3.0版与1.0版、2.0版不同之处在于：
一是时代背景不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因此，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已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科技信息化成了当代的新特点。习近平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老框框内。”
二是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在现实上我们所处的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它将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立足这个最大的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
三是经济调节手段不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生产不可逾越，因此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的调节作用。
四是历史任务不同。3.0版的任务是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五是承担的国际责任不同。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GDP已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维护公平与正义。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应当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正因为有上述不同，3.0版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0版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直接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研究，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一系列规律。
2.0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对的是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其目标是尽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因此2.0版政治经济学更多关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试图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3.0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学术界已发表了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应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交换关系以及政治、国家关系。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所研究的生产是什么生产。首先是商品生产，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商品生产；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入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商品生产；但这种商品生产发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不仅要与公有制兼容，而且公有制还占主体地位；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种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是有根本区别的。
二是研究如何进行生产。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之间关系的分析，通过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通过对国内和国际两种空间、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分析，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一系列规律。
三是提出研究对象应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国家关系”。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笔者的依据是：
首先，这是唯物史观题中的应有之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后者对前者又具有反作用。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经济是政治的物质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说：“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因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取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毛泽东在评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时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基础”，政治经济学不讲政治和国家关系，把完整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加以肢解，这还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吗？
其次，这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也可得到佐证。“经济”的古希腊词源是指家庭或庄园的管理。政治经济学概念的首次提出是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学者孟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把“经济”从家庭（庄园）管理层面拓展为国家治理层面。而古典经济学严格地说就是政治经济学。19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李斯特认为，在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有一中介体---国家，在现实情况下，各国国家的发展水平是不同的，比较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先进的国家或者不受后者的欺压，必然要依靠国家的干预。李斯特称自己的学说为国家主义经济学，以与所谓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对立。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也充分证明经济发展不能离开政治的作用和国家的干预。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农村的推广、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到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进，直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从1980年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直至加入世贸组织，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从1984年提出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到1992年明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到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等，哪一项不和政治的作用和国家的干预有关？
西方主流经济学标榜所谓“价值中立”，鼓吹经济学要远离政治，完全否定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其“学术性”和“科学性”，这不仅严重脱离实际，而且是十分虚伪、自欺欺人的。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政治、国家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存在，而在于政治、国家关系如何与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相适应，如何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发挥必要的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方法论和方法是有区别的，方法论指方法的体系，方法则指一种或若干种具体研究方法。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之一，在1845-1846年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作了详细论述，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则作了经典概括。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明历史的方法”。
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他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他强调，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等等。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
二是唯物辩证法。这主要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批判地继承、应用和发展了的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包括客观辩证法（即一系列客观规律和范畴）和主观辩证法（即辩证逻辑方法）。唯物辩证法也包括列宁、毛泽东所发展了的辩证法，特别是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所阐明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辩证法，如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内因和外因、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两点论和重点论等。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迫切需要唯物辩证法这一重要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指出：“在推进改革中，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着力提高操作能力和执行力。”他强调要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因此，唯物辩证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
三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可简称为实践认识论。马克思早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实践对认识的重要作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列宁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即政治经济学。列宁特别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的《实践论》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对马克思、列宁的认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
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介绍方法论时不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对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探索，是一种认识活动，因此也要遵循认识的规律和方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息息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但真正揭开全党思想大解放序幕的，则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社会主义的政策。”习近平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运用，强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他特别指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
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其中，历史唯物论是整个方法的基础，唯物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各有其特殊的重要作用，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