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与福建的沙海情缘
（来源:福建日报 2024-02-27 10版 理论周刊·读书）
杨祖荣 王禧龙 文/图
《诸山圣迹游记》福建部分记载
近日，福州市马尾区中国船政文化城举办了“沙与海的对话——中国船政文化城敦煌艺术瑰宝展”，引起各界关注和广泛好评，开启了新时代“陆丝敦煌”与“海丝福建”的文化交流。历史上，敦煌与福建，虽一在西北、一在东南，一为陆丝、一为海丝，相隔甚远，但亦可在敦煌写卷内外，得见诸般沙海情缘，展现福建与敦煌之间的密切联系。
闽敦交流
敦煌写卷S.529，题名《诸山圣迹游记》，系某僧游历各州郡寺院、名山圣迹路程之记录，也是敦煌文书中极为珍贵的全国性游记文献。其足迹自五台山而始，北至幽燕，南抵广州，东达海滨，西历华山，遍及大半个中国。其中就包括东南游历福、建、漳、泉等州的经历：“从此东南（行）二千余里，游福、建、章（漳）、泉一年余，欲返江西。”文中记载虽简，但仍可看出当时各州之间游历参访之情景。
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二十一年唐益谦请给过所案卷》则直接彰显出西北与东南之间的往来联系。文中主人公唐益谦，系福州都督府前长史唐循忠之侄。唐循忠曾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奏请朝廷在福州、抚州之间设州，此即汀州之由来。同年，其侄唐益谦一行从安西四镇回福州老家，原本持有过所，但在西州被检查出有奴婢和马匹未登记，故递交购买市券，核验无误后得以放行。
该写卷说明唐代往来行旅需要过所证明所携人口、牲畜等的来历，另一方面也完整呈现了申请过所的历程。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勾勒出唐代西域到福州的路线，卷中有“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潼、蒲津等关”的记载。据陈守忠考证，该路线由吐鲁番开始，途经今敦煌市、兰州市、靖远县、陇县、潼关县等关津，行程约11695里，可以说是福建与敦煌密切历史交往之例证。
关于福建的记录，敦煌写卷中还有一份《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S.1635）。该颂为泉州开元寺千佛院的文（省）登（僜）禅师所作，颂赞禅宗西土二十八祖和东土八祖。据李玉昆考证，该颂在泉州写讫后，短短几年的时间，便被“诸方求览诸经”的敦煌三界寺沙门道真寻得并抄录，在敦煌地区流传开来。这份写卷见证了中古时期福建与敦煌地区密切而开放的文化交流，也可作为珍贵史料来弥补地方文献记录之所缺。
福建保留有诸多摩尼教遗址与文献。那么，福建的摩尼教究竟从何而来？学界有海传、陆传两种不同意见。王国维等学者认为，福建的摩尼教是由海上贸易带来，并在福州再度复兴。但随着研究推进，陆传说可能更为可靠。杨富学通过考察发现，福建摩尼教的开教法师系回鹘人，福建摩尼教兴建寺院的传统也承自回鹘，这些都是摩尼教由陆路传来之例证。晋江草庵发现的摩尼教签诗尤其具有代表性。
据粘良图比对，草庵签诗与敦煌地区出土的摩尼教经典《下部赞》（S.2659）不仅在文字内容上高度契合，在教义和价值取向的表达上也相符。这说明摩尼教自陆上丝绸之路传来，而后渐渐影响至福建并传衍。
闽人情怀
在敦煌写卷中，保留有两份闽人书札（P.3629、P.3632），系唐时游士周素游居敦煌时所作。诗有两首，第一首回忆昨夜与同乡前辈宴饮之乐，叔侄二人饮酒划拳，直至深夜。该诗的一大特点是巧用曲子名，将其嵌在诗中，以此抒情，如“赛拳感有倾杯乐”中的“倾杯乐”，乡人共聚，作者的欢愉跃然纸上；“至今犹惬诉衷情”中的“诉衷情”，则表达出二人相聚，共话乡愁的情感。同时也反映出中古时期人们丰富的日常娱乐活动，是当时文化习俗的保留。
第二首是受前辈之托所作的思乡之作。诗前小序中，周素交代了创作缘由：“昨奉，处分，要《闽中十咏》，谨专抄写呈上，便请留之。因有所思，偶成恶句。”通读全诗，闽人在外的飘零之感与归乡之思，令人动容。
首联“因写闽川十首诗，潸然肠断实堪悲”，开篇点明主旨，因受前辈嘱托而写下关于家乡的诗句，思乡之情不觉涌出，故“潸然肠断”。颈联“乡关景色分明在，故业田园半属谁”遥想家乡，故乡之景犹在，田园之主已改，若得回还又何处容身呢？异乡游子的漂泊零落之感已透过纸面，直抵人心。
颔联“骨肉飘零何日会，家僮星散已无依”，由故园之景延伸到对故人的思念，相隔千里，何日再会，家僮零散，无所依靠，其中寄予的不仅是游子之思，更上升到功业未竟、一无所成的无奈与愁苦。尾联“终愿志公垂荐擢，絜我来年衣锦归”，表达了作者不愿因此沉沦，思乡之情化为向上动力，希望得到同乡前辈的提携，成就一番事业，将来携带自己衣锦还乡，光耀门楣。
全诗因托请而作、因思乡而起，由乡景唤起乡愁，并由乡愁催生出不断奋进的动力，行文连贯、情感饱满，中古闽人的精神风貌与情怀，在敦煌写卷中被完整保留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根植于闽人心中的故土情结，团结互助、亲族和睦的观念品质，以及刻在闽人心中的闯荡奋斗的精神。
首份国礼
近代以来，由于多种因素影响，敦煌写卷大量流散在世界各地。在敦煌写卷的收集与保护过程中，福建人士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不仅收集了流散的敦煌文书，还将其无偿捐献，推动了我国敦煌学事业的发展。
何遂是今福建闽侯人，辛亥革命的元老，曾参与吴石将军的潜伏计划，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何遂也是一位怀有浓厚爱国情怀的收藏家，收藏了大量文物书画、金石甲骨等物，并分批将平生所藏无偿捐献给国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何遂将所收藏甲骨捐献给国家图书馆，开国家图书馆藏甲骨先河。何遂在敦煌艺术方面也有极高造诣，据劳榦先生记载，台南赤崁楼曾陈列过他所临摹的敦煌壁画，也是当时台湾地区最容易得见的敦煌壁画。
何遂收藏的一份敦煌写卷，现保留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内，编号为BD14825。据方广锠注录，卷首下部有其金石书画朱印，印文为“侯官何遂叙/父藏□□金/石书画之记/”，记录着该写卷由流散到收藏，又回到国家得以公开的曲折经历，反映出闽人的文化情怀与爱国热情。
江瀚是今福建长汀人，近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曾任京师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对我国古籍保护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江瀚收藏的两份敦煌写卷，一份保留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BD14972。据方广锠注录，该写卷拖尾有题跋，题跋下有长方形阳文朱印，印文为“江瀚”。还有一份保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号为北大031，该卷后有江瀚题记一则，有“长汀江瀚”白文方印一方。
除了对敦煌写卷的整理与保护，敦煌艺术的发展背后也有着深厚的闽敦情缘。1951年，我国举办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等活动，并精心准备了带有敦煌元素的景泰蓝工艺品作为礼物，受到广泛好评，被郭沫若誉为“新中国第一份国礼”。这份国礼的背后，也隐藏着一段“福建女儿”林徽因与“敦煌女儿”常沙娜的师徒佳话。
1951年，北京举办“敦煌文物展”，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抱病前来。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常书鸿，安排女儿常沙娜接待二人。常沙娜与林徽因因此结缘，敦煌绘画底蕴深厚的常沙娜也给林徽因留下了深刻印象。展览结束后不久，林徽因便推荐常沙娜为清华大学营建系（现为建筑学院）助教，跟随林徽因工作与学习，这也为常沙娜打开了现代工艺美术设计的大门。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林徽因便致力于景泰蓝工艺的抢救与保护，成立了专门的工艺美术抢救小组，对景泰蓝进行现代化、生活化的改造。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将“国礼”的设计交给小组。常沙娜也被林徽因编入这一小组中。在设计过程中，林徽因启发常沙娜大胆将敦煌元素融入其中，展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针对画面上和平鸽的设计，不少人建议常沙娜选用毕加索的和平鸽样式，林徽因则鼓励常沙娜从敦煌图案中汲取设计元素。最终，常沙娜将敦煌中的鸽子图案融入设计之中，设计出独具敦煌特色的景泰蓝大盘。
这一设计理念得到了广泛认可，也奠定了常沙娜的设计道路。其后无论是人民大会堂外立面的建筑装饰，或是宴会厅的建筑装饰图案等，都可以看到她对敦煌元素的创新与运用。可以说，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也蕴藏着深厚的闽敦情缘；既彰显出闽敦两地学人薪火相传的学术精神，也反映出两地所共有的开放包容、锐意进取的理想信念。它们促使敦煌艺术文化焕发新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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