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汀新一轮水土保持的变革性创新
——四代人薪火相传“扎寨”实践22年心得报告
（来源: 科技日报 2022-04-22）
朱鹤健
朱鹤健（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校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获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000年，长汀县治理水土流失被列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之一。我们响应号召，在长汀建立博士生工作站，“扎寨”与长汀人民携手，共同参与新一轮水土保持实践。四代人应用地理学特色思维和研究范式，薪火相传，跟班学习长汀水土保持经验，至今已有22年。
22年实践过程见证长汀水土保持出现变革性新气象，表现于水土保持与为民解困联动，解脱纯技术治理思想束缚，提高群众治理水土流失的自觉性，变“要我治理”为“我要治理”；创建生态有序布局，扫除治理盲点，提高水土保持科学性，变无序治理为有序布局；实施区域整体开发策略，突破“孤身”治理藩篱，提高水土保持持续性，变点式“孤身”治理为区域整体开发。这些变革首先出于理念创新，随之继发技术与策略的创新，这“三个变革性创新”开辟了一条水土保持的新路子，为水土保持工作提供新鲜经验。
朱鹤健供图
一、水土保持观念变革性创新：主动与为民解困挂钩
长汀县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设立水土保持试验区，与甘肃天水、陕西长安一起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三个水土保持试验站之一。半个多世纪水土流失治理与研究总是在治山治水上打圈子。那时候老百姓“靠山吃山”，始终处于贫困状态，边治理边破坏现象反复发生。到了水土流失最严重的1985年，长汀县土壤侵蚀率高达24.1%，成为福建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亚热带花岗岩丘陵地区水蚀荒漠化的典型代表。当时，长汀人均GDP只有600元，成为福建省的贫困区，处在水土流失源于贫困，又是贫困之源的恶性循环中，水土流失成为难治之症，也是群众操心事。
2000年，长汀启动新一轮水土保持专项工作，秉承把水土保持作为“为民办实事”初心，先从解决民生急迫问题入手，提出“放下斧头，扛上锄头”口号。政府出资补贴，引导农民以煤、电、沼代柴，既解决农民的生活燃料，又解决滥伐问题。又给予贷款鼓励农民治理荒坡地，变土壤侵蚀区为经济作物区，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解决群众的“禁伐没柴烧”和“开荒没资金”两大操心事。由此相继解决群众一连串困点，提高群众水土保持的自觉性，变“要我治理”为“我要治理”，形成以改善民生推动水土保持，又以水土保持改善民生的良性循环，解脱历史上纯技术治理锁链，结束长汀半个世纪水土流失治理反复的历史，开创新一轮水土保持一路前行的新局面。到了2007年，人均GDP达到5492元，高于2000年，而土壤侵蚀率8.61%，低于2000年，增强农民治理水土流失的实际能力。从中可以看出，不解决农民当前急迫的民生问题，再好的治理模式也难上马；治理成果不包含农民增收，再好成果也难巩固，甚至还潜在再破坏的可能性。新理念成为水土保持取胜的新锐力量，在这一新理念的引领下，继发技术和策略的变革性创新。
二、水土保持技术变革性创新：实施生态有序布局
长汀历史上农业生产有许多种植-治理模式，大都考虑选择经济效益高的农作物与林木上。农民往往根据自己的认识与听闻，盲目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安排树木与农作物，只顾短期效益，陷入随意性、盲目性的泥坑，造成水土流失。如在水土流失严重只能先行林草治理的地区，也不顾条件实施被普遍看好农业生态循环模式，复合经营许多农作物，结果无法收到效益。实际上种植-治理模式要与空间相协调。长汀区内空间客观上存在自然社会经济的差异性、应有多种种植-治理模式共存的可能性，不要孤立地去追求最好模式，适合空间条件的模式才是好模式，因此水土保持贵在要有生态有序布局。
新一轮水土保持针对区内六种空间的差异性，采取针对性措施，“对号入座”，引导各种种植-治理模式落到实处，形成生态空间格局。现在所见的长不了植物的侵蚀地是原先高等植物因环境恶化倒退演替的结果。长汀在这样侵蚀退化地恢复重建植被，采取与原先植物倒退之路逆行的治理措施，称之“反弹琵琶”。这样恢复重建植被，符合科学的生态法则，纳入有序的布局之中。长汀实施生态有序布局，扫除种植-治理盲点，提升水土保持的科学性，到了2014年不仅土壤侵蚀率再下降到8.61%。比2007年低，而且人均GDP上升到39727元，比2007年提高了，彰显技术变革性创新的成效，为随后水土保持持续性发展打下基础。
三、水土保持策略变革性创新：纳入区域发展中统筹安排
长汀历史上水土流失治理采取单项攻关的形式，治山要求青山不挂白，治水要求地面没径流，治坡要求坡地开梯田，这些项目达标了就算圆满完成任务。实际上这种点式“孤身”治理存在着生态系统完整性与治理措施分散性的矛盾，达不到圆满效果。水土保持涉及自然、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任何一个因素不到位，都难取得圆满效果。
长汀新一轮治理水土流失实施区域整体开发策略，把水土保持纳入区域发展中统筹规划，变点式“孤身”治理为区域整体开发，发挥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优势，强化涉及治理的自然、经济、社会、技术的各种因素的内在关联性，构建与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的生态经济体系，发挥系统倍增作用。为了减轻土地压力，避免土地压力过重造成水土流失，长汀延长农业产业链，把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壮大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汀州美食等绿色富民产业，推动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融合。推进水土保持产业化，促进水土保持与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从而解脱历史上“水土流失既源于贫困、又是贫困之源”的恶性循环，摘取经济与生态“双赢”的成果。2020年人均GDP上升到779293元，土壤侵蚀率再下降到6.78%，比前期跨上一个大台阶，实现“治一方水土、富一方百姓”，水土保持处在高质量发展上运行。
四、长汀新一轮水土保持新成就的启示
长汀新一轮水土保持工作始自2000年，福建把水土流失治理列入为民办实事的项目，意味着水土流失是群众的操心事，应该为民解困。由此摆脱历史上纯技术治理的思想束缚，主动与为民解困挂钩。从解决急迫民生问题入手，迸发出新锐力量，推动技术和策略的变革性创新，把水土保持推上为民、科学和务实的轨道，出现了上面提到的三个重要变革，即：观念上变“要我治理”为“我要治理”，技术上变无序治理为有序布局， 策略上变点式“孤身”治理为区域整体开发。三个变革性创新也体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教与产业相结合的三个“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成果。
这三个变革性创新、三个方法构成长汀新一轮水土保持的特色工作体系，特色在一个“实”字，起于办实事，终于结实果，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长汀人民的创新精神。这个特色经验是水土保持的良方，标本兼治，根治半个世纪以来治理几经反复的顽症；也是水土保持的指南，指明水土保持必须从为民解困着眼，以科学支撑工作方向，走上一条持续健康发展的新路子；更是水土保持的好样板，树立“水土保持有赖于民又惠于民”的新理念，破解跨越“生态鸿沟”的难题，催生经济与生态两全其美的新局面。我们22年跟班学习可以见证：这个经验有可信赖、可操作、可重制的实践意义。推广这一经验不仅使水土流失区受益，而且提高水土保持的科学水平。
朱鹤健供图
五、践行长汀新一轮水土保持的收获
我们四代人应用地理学研究范式，薪火相传，在长汀践行水土保持研究22年，地理学理论得到有效的验证。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观出发，认识到人地关系失衡是水土流失的主因，验证了地理学“见地及人”的特色思维。长汀的科学生态有序格局与区域整体开发策略两大变革性创新又验证了地理学的空间观与系统观，从而总结出水土保持地理学研究范式，作为成功案例写在科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地理学思维与实践》的专著里，显示地理学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优势，是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利器，充实了地理学理论水平。这些收获都是来自在长汀的长期实践，由此，我们更加深刻领悟“走出书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真谛。
地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其特色思维之一就是研究地理景象要在大量微观研究基础上，提出宏观决策服务社会。我们按照地理学这一特色思维，把水土流失视为一种特殊地理现象，对长汀水土流失做了大量微观研究，探明其活动规律，这些微观研究成果见于我们的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总结报告，3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和131篇的学术论文，论文的他引总次数高达1237次。又在这些微观研究成果中，提炼出“三个转变”的宏观策略。这个策略在2012年5月17日水利部召开总结推广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经验座谈会上交流，得到社会很好评价。会后福建省水利厅给我们的书面反馈：“所提的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三个转变’的宏观策略具有独到见解，陈雷部长等领导以及来自全国水保系统的参会代表给予高度评价，对全省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今年我省的水土流失的治理中将被采纳”。
从这些成绩中，显示地理学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独特优势，真正品尝到“科技服务生产”的甜果。实践出真知，也育人。在22年的实践中培育了9位博士，15位硕士。其中2000年第一批在这块土地上实践的博士生陈志彪，现为我校地理学院教授，2019年获全国脱贫攻坚创新奖。目前仍有10位博士生、硕士生坚持在这块土地上学习。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科技服务生产”思想指引的成果。我们将沿着这一方向继续走下去，代代相传，让长汀水土保持经验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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