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闽江河口湿地申遗的文化根基
（来源：福建日报 2024-10-15 10版 理论周刊·智库）
祁新华 周丽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闽江河口湿地保护源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决策，以及各级政府持之以恒的努力，当下已经成为福建省一张亮丽的名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窗口。2022年，闽江河口湿地正式进入世界自然遗产预备名录。参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以及借鉴北京、泉州、泰山、武夷山等成功申遗的经验，为更好地展现闽江河口湿地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除了确保其生态系统完整性外，挖掘其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夯实文化根基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自然遗产并非孤立存在。一方面，人类与自然长期互动演化，闽江河口湿地的地域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能够丰富湿地的价值内涵；另一方面，文化要素可提升遗产的认知度和吸引力。自然遗产不仅具有自然之美，还应具有文化魅力；将文化与自然融合，能为湿地保护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凸显其对人类的重要意义。
系统梳理悠久深厚的历史脉络。福州建城与闽江尤其闽江口的密切关系应在申遗过程中得到清晰展现。自公元前202年福州建城以来，闽江作为重要的交通和资源命脉，对福州聚落的发展、经济活动和文化交流起着关键作用。地处闽江下游的长乐，从三国时期因造船业而得名吴航，到晋朝的行政区划，再到隋朝、唐朝的县治变迁，尤其唐武德六年（623年）正式以长安久乐之义命名的长乐县建制，上述历史进程都与闽江及闽江河口湿地息息相关。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长乐作为重要的舟师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见证了万船穿梭、万国来华的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盛景，这一历史过程意义重大，应在申遗过程中重点突出。福州开埠以来，闽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未间断，开放与发展始终相伴相随，在此期间与海洋、湿地相关的文化元素应被充分挖掘和展示。要全面且系统地梳理湿地的相关历史脉络，展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深入挖掘丰富多样的文化类型。将文化要素融入闽江河口湿地申遗过程中，可深入挖掘和精心呈现海洋民俗、海洋信仰、历史名人、海洋商贸活动、移民文化等丰富多样的文化类型，为闽江河口湿地申遗增添独特深厚的文化魅力。海洋民俗方面，可深入阐述海神崇拜、开渔节、造船习俗、海产祭祀、渔家婚俗等各种海洋民俗，并通过丰富的图片、生动的描述和民间传承人的口述，让这些民俗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申遗材料中。海洋信仰方面，可详细介绍妈祖、海龙王、陈文龙和拿公信仰等传说和故事，展示相关的祭祀仪式、庙宇建筑和信徒活动。历史名人方面，林则徐、严复、沈葆桢、林觉民、陈振龙、郑丙、林慎思、陈修园、梁章钜、冰心等福州及闽江口的名人，与闽江河口湿地及海洋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对其思想、事迹和贡献应进行深入研究和阐述。海洋商贸方面，可全面梳理海产品贸易、船舶制造与贸易、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等的历史发展、规模变化以及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印记。移民文化方面，长乐作为著名侨乡与台胞祖籍地之一，其移民历史悠久且丰富。在申遗过程中，应讲述从唐末五代到现代的海外迁徙历程和移民故事，展现其文化内涵和情感纽带。事实上，闽江口移民文化也体现在南岛语族文化中，反映了先民向海外迁移的智慧与勇气，应当进行充分的梳理与挖掘。
全面揭示保护和发展的协同关系。借鉴泰山申遗中强调的中国传统“天人和谐观”经验，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鼓励申报海洋类型世界遗产方向，可以通过地图、航拍图像和历史文献对比，全景式展示“山脉—人居聚落—平原农田—海水鱼塘—海堤—潮间带滩涂—河港航道—开阔洋面”的景观梯度变化，以及保护与发展相辅相成的过程，尤其要强调上述变化过程中人海关系的演变。要全面梳理闽江口古代海港的历史演化过程，包括汉“东冶港”、明“邢港”“太平港”以及清“马尾港”等，突出湿地生态保护与遗存历史文化保护的相互交融。同时，挖掘二刘村、琴江满族村、闽江村、石壁村、寺下村、文石村等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村庄规划等因地制宜地确定其功能定位，展示如何将湿地生态与历史文化、乡村振兴、旅游发展有机结合，探索遗产地与社区协同发展的模式。
总之，在闽江河口湿地申遗过程中，要强调文化元素的全方位融入，注重地理学、生态学、民俗学、史学、社会学多学科的融合研究，加强与当地居民和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参与，全力推进闽江河口湿地申遗工作，为世界遗产的正式认定夯实丰富独特而又深厚的文化根基。
（作者单位分别为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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