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台》报：福州报人在香港的抗战宣传
（来源：福建日报 2024-12-03 12版 理论周刊·文史）
陈友良 黄璋
抗战时期，以陈孝威为代表的福州籍进步报人群体在华南文化中心香港开辟了新的抗战宣传战场，并与海外华侨保持紧密联系，推动了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陈孝威（1893—1974年），字向元，出生地在今闽侯县南通镇瓜山村。据其自述，青少年时期，他因为喜读德国铁血宰相的故事，内心“充满着铁血的思潮”。同时，目睹清廷的腐朽与强权的压迫，他决然放弃私塾学业，就读于福建陆军小学，继而升读南京陆军中学。辛亥革命时，他投身于镇江都督林述庆统领的新军，担任连长，参加了协攻南京之役。民国肇建，他辞去军职，先后转入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炮科学习。
当时北洋军阀执政，军队内部地域观念根深蒂固，作为南方军人，陈孝威深知自己难以在军界中获得一席之地，“乃奋然投身报界”，将他的“铁血主义”投注于笔杆子，“亦能报效国家于万一了”。在五四时期的北京，他先后创办远东通信社、协和通信社以及《京津晚报》和《经济日刊》等刊物，“颇负一时物望”。他所主持的《京津晚报》，因敢于抨击朝政，一纸风行，但也因激烈言论而被北洋政府封闭3次，“而‘敢言’之誉，亦随之遍黄河南北”。
同时期，来自福州的林长民、林白水、王冷斋、林超然、林庚白、林众可、林植夫、陈溥贤等均投身于北京新闻业，他们所展现的专业素养和不惧强权的勇气，赢得了新闻界同仁的尊重和支持。时人有“福建派的报人”的说法，虽未明确指涉哪些报人，但这群福州报人在当时北京新闻界的显著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九一八事变以后，陈孝威拒绝伪满洲国许以要职的诱惑，举家迁至南京。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一度南下任职于广西省银行香港支行。1936年，他重返军界，进入中央陆军大学特四期，研修对日战略。他曾向国民党当局请缨出战抗日，奈何其性格耿直，“颇有些大胆的文章”，公开非议蒋介石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加之长期追随白崇禧的桂系，遂遭到蒋的疑忌而不授用。他自感报国无门，“拿枪杆，来杀敌，又没处去，悲愤之怀，忧而不宣，不得不借这一张小幅纸，来鸣我的不平”。
1936年11月7日，《天文台》三日刊在香港正式发行。陈孝威取报名“天文台”，深有寓意，意指“对于敌情之判断，战局之推测，预言多中实事，如天文台之气象报告然”。《天文台》是一份小型报纸，最初人们也以风俗小报视之，但陈孝威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说：“自九一八以来，此间商人学生，日受国难之刺激，渐有谈政治之趣味，惟要爱国，要救国，要从何处做起，则知者十无一二。”
他为报纸拟定了一条口号：“没有爱国思想者，请不必看本报。”每期报纸头版，是他亲自撰写的关于抗战大局和国际问题的时事分析文章。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在中日激烈的炮火中，这份“南陲小报”的抗战言论抓住了无数关心祖国命运的海内外读者的需求与关切，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超过了国内大报，“不及半年，风行四海，且蒙中枢当局，人手一纸”。
因缘际会，曾经闻名于北京新闻界的福州报人群体在新的历史时期又会聚香港《天文台》报，共同“用笔枪墨炮向敌人进攻”——
林超然少时与陈孝威“共读书、游钓”，毕业于福建法政学堂，后到北京，“过着报人生活，亦足足有二十年之历史”。国民政府成立后，他最初在北京《民言报》主持笔政，后为傅作义将军所青睐，聘为《绥远日报》社长。《天文台》甫一创刊，陈孝威就邀请他兼任“特约绥远前线通信记者”。1937年，绥远失陷后，林超然举家转徙，返回福州。他受到陈仪的赏识，出任《南方日报》总编辑，并主持“简庐随笔”专栏。同时，他继续给《天文台》撰写稿件，报道福建地区的抗战新闻和战时建设。陈孝威亦正式任命林超然为“特约驻闽记者”。
王冷斋与陈孝威是保定军校同学，毕业后也成为“以武人而娴文章”的报人，在北京办报纸和通讯社等。七七事变发生时，他担任宛平县县长，肩负守土之责，协同二十九军一面守城抗战，一面艰难交涉，“向日人折冲，奔走各方，煞费苦心”，“是卢沟桥事件中国方面的一个重要角色”。北平沦陷后，他辗转济南、武汉，于1938年秋到香港，加入《天文台》的抗战宣传队伍。因其系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港分会特别邀请王冷斋讲述“卢沟桥抗战史实”。据报载，香港观众很受触动，“王氏所述，多为外界所未悉者，确为极宝贵之抗战史料”。
林众可，林长民之堂弟。五四运动以后，他投身新闻界，于1924年创办《京国夕刊》，用“方镜”笔名写稿。1925年8月，他作为发起人，与赵蔚如、费公侠等新闻界同仁创立“北京新闻界同志会”。同时，他又以书法家闻名一时，《申报》称其“才华彪炳，学识宏通，其书法尤臻绝技。体宗汉魏、篆隶俱工”。20世纪30年代，他寓居上海，投身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并且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抗战爆发后，他先是辗转到桂林，后于1939年初流寓香港。陈孝威请他在《天文台》开设“方镜楼杂记”“抗战面面录”等专栏，向读者介绍“政界掌故”及“作时事发展之补充说明”。
林庚白1937年携妻儿避难至武汉、重庆，1941年底又迁往香港。不幸的是，抵达香港仅8日后，他在街头惨遭日本士兵杀害。《天文台》开设了“抗战诗选”专栏，林庚白在重庆期间常有诗作寄往该专栏发表。抵港后，他又创作了10余首律诗，揭露日军侵占香港的暴行。
林植夫，1920年自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林学科毕业回国，在哈尔滨林业公司担任技师一年，继而转到北京农业专科学校任教。其间，他与友人合办过几种杂志，包括《孤军》《独立青年》和《新声》等。九一八事变后，他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日益不满。1933年，他参加“福建事变”，并出任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次年，因反蒋运动失败，他遭通缉，避居龙岩，后抵香港，并应陈孝威之邀，为《天文台》杂志投稿。其中，《第二期抗战前途之研究》一文强调，鉴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多，若能广泛开展游击战，将日寇拖入持久战的泥潭，便有可能最终击败之。该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被重庆的报纸转载。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时，《天文台》已发行500余期，但报社“全部资产，为敌摧毁”，陈孝威与报社同仁撤退至桂林，随后前往重庆，开展国民外交活动。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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