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海关茶税征收与船政运营
（来源：福建日报 2025-01-07 12版 理论周刊·文史）
江振鹏
福建船政在有效运转的时间段内，以闽省物产茶叶赚取的关税厘金直接转为建造新式舰船的800多万两白银，化作滋养船政学子接受系统教育的67万余银两学费。在此宏大背景下，闽地山海间一片片茶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荡起的涟漪值得深思。
茶港兴起与闽海关税收剧增
中国茶叶是18世纪以来东西方贸易中最为全球化的大宗商品之一，欧洲工业革命持续开展引发市民社会的消费革命，欧洲对于茶叶、咖啡和糖的需求剧增，与东方中国形成以茶易银为主的贸易方式，获利丰厚。
19世纪随着南美各国的独立，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再也无法获取稳定白银与中国做茶叶交易，英国企图施行以印度种植的鸦片替代白银的策略，引发中国社会强烈反应。英国对华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其背景是要改变茶叶贸易中英国单方面白银大量出超格局。清政府战败，英国强迫开辟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这些口岸分别位于中国红茶与绿茶产区毗邻的出海港口。
英国商人得以直抵茶区，尤其是靠近武夷茶区核心——闽江下游的福州。1842年清廷设闽海关于福州，归福州将军兼管。1844年福州港正式开埠，前来贩茶的洋商逐渐增多。太平天国起义阻断原先武夷茶北销上海等口岸的茶路。1853年美商旗昌洋行溯闽江而上，直达武夷茶区，获利甚大的消息不胫而走。1854年清政府撤销福州口岸茶叶海禁，外商可以直接从福州通过买办运销茶叶。闽茶外销的海路畅通，福州港茶叶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1861年，清政府在泛船浦设立闽海关新关（洋关），由外国人分任税务司、副税务司，受总税务司统辖。闽海关第一年收入就达白银150万两。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加德拉在《摘山：福建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一书的统计，在19世纪60年代末和19世纪70年代，仅福州出口关税就达到平均每年近150万两白银，至少占清王朝海关每年出口税收的20%。直至1887年，出口关税占整个清廷海关收入的一半以上。
考诸历史，在此期间福州对外输出物品中唯有茶叶为大宗，茶税为闽海关利权之最要害者。来自《福建茶志》的数据显示，自1864年至1881年间，全省年均出口量在70万担左右，这一时期茶叶出口总值约占全省出口总值的90%以上。因此，福州港就是一个因茶而兴的世界茶港，闽海关的茶税收入颇为丰厚。
船政经费出茶税
总理船政衙门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海疆危机频现之时，创设旨在兴“东南大利”、图自强、固海疆。1866年7月14日，清廷形成上谕，称“所需经费，即著在闽海关内酌量提用……如有不敷，准由该督提取本省厘税应用”。
1866年12月10日，船政奏准由闽海关四成、结款40万两（银）拨为开办经费，且闽海关六成洋税下解银5万两作为船政经费。1876年起，闽海关又以六成洋税下每月解银3万两；四成内每月解银2万两，全年经费60万两。据日意格回忆录《福州兵工厂》记载，在马尾设立福建船政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处有重要海关，办厂经费容易筹措”。实际上，船政设址对面就是营前闽海关的办事处。
1849年英国废除大部分航海条例。1854年，外国商船被准许从事英国沿海的贸易，英美两国的运茶快剪船在福州开启著名的运茶大赛，“世界有名之帆船载四月间俱来运茶，其运茶踪迹遍于新旧大陆，足称雄一时矣”。马江在当时为著名之运茶港口，罗星塔因矗立在马江岸边，外国运茶船只直接将其称为“中国塔”。
福州港外销茶叶带来的巨额利润给闽海关提供主要税源，也让清政府就近兴办船政事业有较为稳定的经费来源。根据《福建省志·船政志》记载，1866年至1907年间，船政兴办以来总支出银1921万两。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船政奏折统计，闽海关首期拨银40万两，作为船政开办费，后来补充每月从茶厘中拨款5万两，共对船政拨款1493万两，占船政总支出的78%。因此，船政开办运营经费绝大部分来自闽海关的茶税收入和地方茶厘。
闽海关一再拖欠经费的背后
19世纪80年代之后，闽海关的茶税收入受国际市场的影响颇大。1880年，福州港茶叶外销达到802千担的历史峰值，但出口额却减少了122万海关两（清朝中后期海关所使用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属于虚银两）。1881年，大量外国资本开始退出福州茶市，茶叶出口直线下降。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对福州茶叶出口产生了直接影响。1886年，福州茶叶出口降至660千担。1890年，福州出口茶叶只有390千担。1892年，福州茶叶出口量仅为1881年的六成，茶价也不如以前，闽海关的茶税收入急剧减少。
英国还通过窃取中国茶种、制茶工艺，强迫印度当地劳工，发展出英属印度茶产业，并将印度茶视为属于自身的“帝国茶”，从而夺取中国的最大利权之一。印度、锡兰茶叶后来居上，不仅取代中国茶叶在英国传统的红茶市场，而且蚕食中国茶叶在其他国际红茶市场的份额。再加上日本茶叶兴起后，逐渐威胁中国绿茶的外销市场。根据陈慈玉在《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的统计，到1910年，福州输出茶叶从1861年占全中国输出的46.3%顶峰跌至当年的8.3%，福州世界茶港的地位已无以为继。《福州茶志》描述“茶叶贸易额下降导致海关税收减少，官府厘金锐减，茶行破家败产，福州茶港由此走向衰败”。
闽海关茶税的下降直接影响了闽海关的税收总额，也直接影响了闽海关向船政局及时拨付造船经费的进度。1875年7月后，户部规定闽海关四成收入还须先缴纳给户部，当时管理闽海关的福州将军甚至都想要“暂停船政以补之”，因沈葆桢据理力争，这才作罢，但船政的经费始终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闽海关因茶税剧减而日渐困难。
据林庆元在《福建船政史稿》中的统计，1880年1月至1882年12月间，闽海关应拨185万两，但实际仅拨出应拨的62.7%，拖欠经费占比37.3%。1883年1月至1885年12月，实拨仅为63万两，拖欠经费占应拨比为66%。1886年1月至1890年12月，闽海关实拨经费仅为应拨的53.5%。1891年1月至1895年12月间，应拨为310万两，实际拨付仅为118万两，占比仅为38.1%。
甲午海战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巨额白银赔款，清政府财政恶化，对于各省海关关税、厘金更为依赖，剥削也更为深重。闽海关税收一落千丈。船政局为了解决经费问题，1903年甚至下设闽关铜币局，企图铸造铜圆来纾困，反映出福州茶市式微后船政艰难运转之局面。1912年，船政改为省辖，归福州都督节制，自此之后经费更不稳定，船政事业趋于颓势。
清政府与地方洋务派利用闽海关茶税、茶厘作为经费基础，创办了船政及其附属的十三厂，外购、自主建造一批军事、民用舰船，取得一定的成绩。然而，现代海军毕竟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涉及煤炭开采储运、钢材炼制、炮舰系统、机械建造、测绘驾驶和系统集成指挥等，这些都是工业文明时代的集中体现，建造、维持养护和实战部署舰队更是耗资甚巨。以闽地一省之茶税为固定经费，就想建成一支拥有自主持续建造海军舰船体系的想法何其难哉，再加上福建船政面临西方列强如法国、英国包括日本海上力量的直接威胁。然而，正如沈葆桢所说“船政根本在学堂”，船政前、后学堂培养以及派赴外国留学的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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