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英属印度茶学知识的交流互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5-01-08 06版）
江振鹏
茶叶是起源于亚洲季风区的中国特色饮品。17世纪以后，中国茶叶逐渐演化为高度全球化的大宗商品。西方在消费中国茶叶的同时也在逐步习得中国的茶学知识。但在19世纪之前，西方贸易商、贵族和文人主要是从消费环节去了解中国茶叶类型、功效的相关知识，当然其中也掺杂“异国情调”的东方想象。随着拉美独立运动的展开，欧洲各国，包括荷兰、英国、瑞典等国的东印度公司获取白银的能力下降，对华贸易必需的白银无法得到满足，利润丰厚的对华茶叶贸易也无法顺利展开。于是，葡萄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等国纷纷开始试种中国茶叶。19世纪前期在国际范围内开启了中国茶叶跨国“移植”的时代。然而，茶种、茶树栽培和制茶工艺等茶学核心知识却为当时中国人所独有。
英属印度对中国茶学知识的“引入”与超越
英国本想通过在殖民地印度广泛种植鸦片来实现贸易平衡，改善其白银流失的出超状况，但林则徐在广州发起的禁烟运动粉碎了这一企图。于是，中英之间鸦片战争背后的茶叶因素、英国对获取稳定茶叶来源的需求推动了英国对华茶叶知识猎取进入新阶段。实际上，英国对中国茶学知识的觊觎由来已久。早在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期间，已经将秘密搜集的中国茶种试种在加尔各答的植物园，不过并未成功。1826年，荷兰人雅各布森在爪哇试种中国茶叶成功，这激励了英国的商人与殖民者。商品贸易的巨额利润刺激了英国对中国茶叶知识的进一步搜罗。1804—1828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检验员萨缪尔·鲍尔根据其在广州搜集的信息完成《中国茶叶种植与制作记录》一书，提出要将中国茶引入印度的想法。1834年，英国人戈登在福建伺机偷取中国茶种，分种到加尔各答、阿萨姆等地。罗伯特·福琼被称为“茶叶大盗”，其在《两访中国茶乡》一书中详述其乔装进入中国绿茶、红茶产区获得的中国制茶“秘密”，福琼还顺走大量中国茶种返回印度。为了一窥中国人种茶制茶的奥秘，这些“植物猎人”还以各种方式带走华工来指导种茶制茶。在此情况下，英国殖民者逐渐掌握了中国茶学知识。
1839年，英国殖民者布鲁斯给印度茶叶委员会提交报告，揭示当时其掌握的茶学知识。英国学者白馥兰曾在《茶艺的移植》中详细比较了布鲁斯的《制茶报告》（印度）与萨缪尔·鲍尔、罗伯特·福琼两人著作中列举的中国茶学知识。白馥兰认为，布鲁斯已经将上述两人所引入的中国制茶工艺实现了合理化，以更适应印度当地缺乏熟练制茶工人的实际。另外，阿萨姆在当地发现的茶种（大叶种）也被英国殖民者推广，因此中国种茶知识、制茶工艺加上阿萨姆树种为英国殖民者提供了知识整合与运用的机会，再加上殖民者占领大量当地土地、强征劳动力等有利要素，印度茶叶种植业发展迅速。知识活动改变贸易格局。1866年，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为97681000磅，同年进口的印度茶叶为4584000磅，印度茶叶已经有所起势。
19世纪60年代，印度开始运用机械制茶。英国本土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是工业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1867年，英国人詹姆斯·金蒙德发明茶叶专用的揉捻机，随后茶叶初制和精制机器也陆续发明并得以运用。1871年，英国茶商、中校爱德华·莫利所著的《茶叶种植与制作》获得印度农业与园艺协会的金质奖章。该书大肆夸耀印度茶产业，认为“印度茶在英国已经知名”，并且还专门写作“茶业机械”部分。《茶叶种植与制作》被视为印度茶学里程碑性著作，蕴含着“制茶机械化超越中国传统手工制茶”。1897年，英国人克洛尔还撰写《茶叶教程》，代表印度茶学开始进入专业教育领域。机械化、大种植园推广促进印度茶叶出口迅速崛起。1896年，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为24549936磅，从印度进口茶叶为122941000磅，从锡兰进口茶叶为80294474磅。印度茶叶后来居上，不仅取代了中国茶叶在英国的传统市场，而且蚕食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按照白馥兰所说，中国茶种的培育和种茶制茶技术的转移奠定了印度茶叶发展的早期根基，而在机械制茶、本土茶种运用方面的创新则使英属印度茶业实现了超越。
中国制茶精英对英属印度茶学知识的引入与借鉴
茶叶为中国出口之大宗，利权之所在。英国在印度种茶制茶带来的竞争力很快引发清政府及在华洋人的反应。1888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的《茶叶》调查报告中，谈及印度茶业的挑战与借鉴问题。1897年，两江总督颁布的《整饬茶务第一示》中要求振兴茶务，其理由也有“印度锡兰”新制法带来的危机刺激。1905年，官方考察团赴印度锡兰，带回了《乙巳考察印锡茶土日记》和《乙巳调查印锡茶务日记》，这两部分详细描述了印度锡兰茶产情况，认为中国茶业改良和现代化是唯一出路。陆溁澄的《调查印锡茶务日记》还简化为系列报告书的形式，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与《安徽实业杂志》等社会舆论平台广为传播。然而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中国制茶精英从印度引入的现代制茶知识甚少有用武之地。
1929年，上海港成立了商检局，筹办出口茶叶检验。1931年，商检局实业部公布《出口茶叶检验规程》，并公布《茶叶检验实施细则》。上海商检局不仅承担海关出口茶叶检验的工作，还尝试引入印度现代制茶的知识。1934年，上海商检局将莫佩特的《锡兰红茶制法及其理论》译为中文并刊发。1934—1935年间，实业部派员考察印度阿萨姆、锡兰等地。1936年，上海商检局刊出了《印度锡兰之茶叶》考察报告，详细记载了印度锡兰茶叶的沿革、生产状态、茶树栽培、茶叶制造包装、拍卖运销以及劳工组织。范和钧又将印度茶叶试验场理念的研究报告《东北印度红茶制焙学》译出，对现代机制红茶知识的引入作出了贡献。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茶叶实施统制政策，组织各地茶叶分类生产，通过上海、香港出口创汇。范和钧被派往印度考察英属印度的茶务，回国后写成《考察印度茶叶札记》刊出。1939年，作为中国南方重要茶区的福建省建设厅茶叶管理局编印了一套福建茶叶丛书，除了上述《印度锡兰之茶叶》《东北印度红茶制焙学》之外，庄晚芳还编写了《茶叶检验》等小册子，列举1924—1937年间中国与印度、锡兰茶叶输出的对比图，使得中国茶业现代化的期待跃然纸上。1942年，财政部茶叶研究所在武夷山茶区做了大量工作，培育了一批中国制茶的专业人才，中国对英属印度茶学的吸收与借鉴进入新的阶段。
综上所述，19世纪茶叶种植制作作为中国特有的知识以被窃取的形式发生了转移，英国茶商、殖民者在印度种植园内将中国的茶种、种茶、制茶知识进行利用和整合。20世纪初，中国开始主动引入印度现代茶学知识，改良中国茶务，这段茶学知识跨国流动涉及的交流互鉴史值得反思与总结。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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