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兆和正在维护福建师范大学标本馆内的珍稀标本。
核心提示：
这是一个缘起于闽江之上的家族传奇，这又是一个昌盛于中国多个知名水域的家传技艺。
1896年的一次邂逅，改变了一个东方家族的命运。家住闽江边的青年唐春营和英国人拉都胥相遇，开始学习标本制作技术，标本唐家开始发端。
走过百余年风雨，“标本唐”已历经五代传承。而今，标本制作逐渐受冷，参与人员逐渐减少，技艺传承面临诸多困境。
目前，唐氏家族的第四和第五代传人正积极联络全国各地族人，准备联合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期《西岸观察》为您还原唐氏家族制作标本的传奇经历。
早在18世纪初，西方国家的一些家居装饰店内，工匠们就开始收购兽皮缝制，再将毡子、棉花填充制作成贵族家庭的房内装饰品出售；不久后，随着动物学的诞生，现代动物剥制技术也开始在英国出现。19世纪20年代初，我国的标本剥制技术也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各具风格的两大派系——“南唐北刘”。其中，“南唐”便是发源于福州，并在全国开枝散叶的唐氏家族。
初冬时节，暖阳高照。在福建师范大学的标本馆，我们见到了已退居二线的生命科学学院教师、“南唐”第四代传人唐兆和。
记者面前的唐兆和，看起来与大学里的普通教员并无二致：50多岁的年纪，衬衫长裤的打扮，干净利落的平头，温和的目光。可当他打开位于福建师范大学许书典楼的动物标本馆大门时，脸上的神情顿时变得专注凝重而又与众不同。
面对着这座盛载自己家族五代心血、百年回忆的标本馆，唐兆和的身份就不仅是一名大学教师，更是这项传统技艺的延续者与守护者——在“动物标本制作技艺”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程中，代表了南方传统动物剖制技术流派的福州唐家承担起了联络全国各地族人、补充完善各项材料的主要申报工作，而唐兆和更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执行人之一。
A 后代的传承使命
走进标本馆，犹如走入一个广袤的“动物世界”。在灯光的照耀下，展柜里的每一只动物都栩栩如生、动感十足，令人不禁惊叹制作者的巧夺天工。这里，是唐家的“圣地”，近九成的标本都是出自唐家数代人之手。
“这里展出的是大家平时最常见的动物‘姿态标本’，但其实‘研究标本’对于科学研究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在标本馆旁的一个房间，唐兆和打开了好几个柜子的“研究标本”,它们多为鸟类，每只脚上都系着标有采集人、采集时间和采集地点的吊牌。与具有运动感的“姿态标本”相比，这些标本的尾部、脚部没有制作支架，便于安放和运输。“英国人最早教我们的就是这种研究标本的制作方法。”
唐兆和口中的“英国人”，指的是时任福州海关税务司办事员的拉都胥。
19世纪90年代的一天，唐兆和的曾祖父唐春营在闽江边狩猎归来，将一批被当时欧洲上流社会妇女视为珍罕之物的白鹭翎羽送到义洲洋行，偶遇了拉都胥。数天后，为唐家高超狩猎技术所折服的拉都胥亲自造访了唐家。之后，他便让有着丰富渔猎经验的唐春营作为助手跟他一起去武夷山采集标本。当时的唐春营或许不会想到，这次偶然的邂逅，开始改变了这个东方家族的生活轨迹。
渐渐地，唐春营学会了标本制作，经手口相传，他的儿子辈、孙子辈也都有人学会了这项技艺。如果把唐春营视作这个标本世家的“第一代”，那么唐家这项制作技艺如今传到唐兆和的女儿唐庆圆的手中已是历经五代，中间流淌而过的，是中国近现代百年的风雨岁月。
旧中国频繁的战乱、家族的迁徙，并没有让唐家人丢掉这门手艺，相反，随着唐家人迁移的足迹，标本制作这项技艺被带着走过了大江南北——这对于落后闭塞的旧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带动国内科学进步的新生事物。新中国建立后，各高校、研究所的研究和教学都需要大量的新标本，北至北京、上海、武汉，南到广州、厦门，都留下了唐家人的身影。
为什么会选择制作标本作为职业？这对唐兆和来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小看着大人制作，自己就跟着学会了。”后来以此作为一生的职业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别人学可能要五年、十年，我们从小耳濡目染，可能学两三年就会了。”
“传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不仅仅是个兴趣的问题了，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唐兆和说。
B 标本里面见个性
如果在唐家的族谱上标出五代人各自所在的工作单位，你会觉得这同时也是一卷中国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名录：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福建省动植物研究所……唐氏一家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唐家人的制作手艺却一直同源同宗。
唐兆和说，是谁做的标本，一眼就能看出，“唐家人做标本有自己的一套手法”，他说，甚至从标本制作还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小时候父亲就教我看，爷爷和叔公做的标本是很不一样的。”唐庆圆说，“叔公做的标本一般都比较大气，爷爷就做得比较小巧，这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虽然成长在标本世家，但唐庆圆也是直到大学才在父亲开设的生物制作技术课上正式开始学习标本制作。“记得有一次，老爸上课忘了带老花镜，我和同学都想他看不清楚，怎么给我们做示范啊。”事隔多年，唐庆圆说起这段往事，语气里依然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老爸真是太牛了。他不仅下刀快，而且在不同的部位需要用不同的手势，这些他也都准确完成了。”
1981年，唐兆和做了一只黑面猴标本，那是一次让他印象极为深刻的制作经历。“填充标本时，填了拆，拆了填，经过无数次的反复，才做到满意。”他回忆道，“制作鱼类标本时，因为剖开鱼肚时会破坏鱼鳞，所以我们唐家的做法就是要把鱼鳞一片片用镊子拔下来，编上号，缝合之后再插回原位，要做的完美，就不能怕麻烦。”
据了解，除了剥制标本外，骨骼标本、内部解剖标本制作技艺也是唐家的“独门功夫”。
“祖宗为我们传承了这项绝技，还要勤加练习才行。”勤加练习，精益求精，这或许就是唐氏标本代代相传、长盛不衰的秘诀。“我们是一代胜于一代的。”唐兆和自信地说。
“庆圆小时候，我就常常带她到野外去观察动物。没有实地观察，做不出姿态生动的标本。”唐兆和这样解释为何唐家标本以活灵活现享誉全国的另一个原因。食草动物应该如何，食肉动物又该怎样，腿如何摆放，眼睛看向哪边，要表达动物的什么情态，这些都是唐兆和给学生讲授标本制作时的关键点，也是唐氏标本制作最后的“点睛之笔”。
“我们的老祖宗是在闽江上打鱼捕猎的，野外观察是我们的传统。到动物们的栖息地去，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捕食、飞行，这些都是做标本所需要练习的基本功。”唐兆和说。
C 标本背后的故事
在福建师大的标本馆里，安放着一只1938年采集自闽江边上的中华鲟标本，这只中华鲟曾牵动着唐家三代人的记忆。
“小时候，我发现爷爷的书架上有很多书都写着‘郑作新赠’，觉得很奇怪，就去问爸爸郑作新是谁。”唐庆圆回忆说，“爸爸说这是爷爷很要好的朋友。”郑作新毕业于新中国成立前的福建协和大学，为知名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1938年，他和唐兆和的父亲唐瑞干一起，在闽江口采集了一只中华鲟标本，也结下了一生深厚的友谊。现在经过中华鲟标本或是标本馆前郑作新院士的介绍展板时，唐兆和也仍然乐于与人谈起父辈这段相识于标本、相交甚深的友谊。
对于唐兆和来说，每一只标本的背后都有着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这只华南虎标本因为当时学校迁到厦门，所以头部的毛脱落了，这是我们后来补做的。”“这只绿翅短脚鹎是1941年我父亲采集的。”……唐兆和熟悉这里每一只标本的“前世今生”，对记者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像这只短尾贼鸥，属于我省首次发现的种类。”唐兆和指着一只鸟类标本说，“这是2001年在长乐机场的草坪上发现的，当时已经死了。”唐兆和将机场工作人员送来的鸟做成标本，经研究鉴定，是福建省首次发现的一个鸟类种类，学名短尾贼鸥。“我们做这项工作，最重要还是为科学研究服务。”唐兆和说。
现在，这些标本背后的故事正渐渐为第五代的唐庆圆所熟知，而她自己，也正在走进故事当中。
在唐庆圆结婚的新家中，摆着一只色彩斑斓、活灵活现的孔雀标本。
“你看，孔雀脚是向前迈的，眼睛却看向后面。现实生活中，孔雀不会摆出这样的姿势，这是爸爸为了好看而故意做成的。”唐庆圆说。
“这是你爸爸的得意之作吧？”
“嗯。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标本，很早就说好要在结婚时送给我做贺礼的。”唐庆圆笑着说。
（来源: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