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名人深度解读福建精神之十七
孙绍振：海纳百川彰显“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福建文化特质
（图）孙绍振
人民网福州
孙绍振认为“海纳百川”的文化背景颇具特点，其中各要素既相互融合，体现了福建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宽阔胸襟，又各有不同，在差异的碰撞中迸发纷呈异彩。
祖籍在福建长乐的孙绍振，自小却生长在上海，随后赴京求学。尤其是北京求学的经历，让他全面受到首都文化的熏陶，吸收着当时福建地区所不具备的先进知识。正是缘于此类不同于福建本地人的成长经历，从某种意义上，使得孙绍振拥有一种类似“旁观者”的冷静眼光，从而能够更为从容客观地品读“福建精神”这盘棋局的奥妙。
“海纳百川”极具闽特色，比较之中更显开阔
孙绍振认为，与上海、山东、广东相比，福建很有特点。福建是一个沿海省份，但福建人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它的文化与中国传统的长安、洛阳文化有一脉相承之处。落脚于沿海的福建人民经过长年的积累，演化出了气势开阔的闽文化：它有一种往外冲、向外发展的倾向，似乎既有中原文化与生俱来的厚重感，又具有毫不畏惧大海狂风巨浪的冲劲。
“展开讲，上海的移民多来自江苏北部，苏北移民作为苦力逃荒至上海，还有一部分人来自宁波一带，他们聚集了一定的资本，在上海成立洋行，跟西方资本主义相结合，另外一部分是无锡的民族资本家，也就是三个帮，宁波帮、无锡帮、苏北帮，共同构成了上海文化的特点——底层劳动人民居多的江北帮带来了刻苦精神，宁波帮和无锡帮则带来资金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它是一种更为先进前卫的文化思潮，这也促使上海成为中国最初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心。上海具有两种文化特点，一种来自于上海的无产阶级，也就是工人，另一种是上海的资产阶级，即洋行买办。”
“而生于民生凋敝之地的山东人因为破产，从晚清末年开始往外发展，也就是闯关东。东北土地辽阔、土壤肥沃，加上山东人自身具备吃苦耐劳的品质，使他们得以在自然环境相对严峻的东北扎根。但与福建居民向海外发展所不同的是，山东人闯关东属于向陆地空间扩张。”
福建人的向外发程度展与广东人不相上下。不安于现状的冒险精神，使福建人的踪迹遍布全球各地。以美国为例，在纽约唐人街充斥耳鼓的几乎都是闽方言，而旧金山唐人街则是满街粤语此起彼伏，这又构成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同样是来自中国的华人势力，福建和广东看似相仿，实则大有不同。
“简单地拿方言来讲，广东人的方言自豪感是异常强烈的，非粤语不说。而福建人除了闽南、闽东及其他闽方言，几乎都有能力且愿意操持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孙绍振如是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广东人过于强烈的方言自豪感，从某种程度上反而使其在接纳外来事物方面显得封闭。”他曾在散文《归化泉州》中提到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小故事，由于不会讲粤语，他在广州连买一个普通保温瓶都异常艰难，面对广东式“语言歧视”的巨大压力，这位来自首都的大学教授，即使具备“舌头可以卷成三个圈”的本领，也难逃与“冰山”售货员僵持不下的命运，费了好大力气才搞定区区一个保温瓶。
“这是与外部相比，就福建内部而言也不尽相同，大体上可归结为四个字‘和而不同’。”孙绍振将福建人分为闽南人、福州人、莆田人和客家人四部分，这四种人的性格、文化特点既相互区别，又有所交集，共同组成了福建精神的“海纳百川”。
（图）孙绍振的讲座总是座无虚席
闽南人与福州人：冒险家与思想家
“由于福建的地理位置，福建人向东南亚发展顺理成章，泰国、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闽南人的冒险精神是令人无法想象的。由于出生地多为丘陵地，贫瘠的沙质土壤，又缺乏淡水资源，虽然亚热带气候还不错，但是土壤质量和雨水量不能保证，随着人口的不断繁殖，土地难以负担。这种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着实束缚了骨子里活跃着冒险因子的闽南先祖，他们愈发不安于现状，最终谋求向外发展。这种行为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冒险，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先进机器，作为农民更是缺乏资金，基本上只靠一只帆船在大海上漂泊。如果幸存下来就抵岸拼搏，否则也只能不了了之。闽南航海家中典型代表是郑成功和施琅。”
闽南人的不安分与中国西北地区人民的安土重迁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闽南人出海可以说是一种不安天命的赌注——拼搏的羽翼往往在下定决心冒险之后才得以振翅翱翔。
“第二种是福州人，福州人倾向京都、中原文化，通过读书，走仕途经济，朝中央发展，比如林则徐。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大开，福州地区涌现出大量启蒙思想家和文化大师，著名的有林则徐、严复、林觉民、冰心包括林徽因以及她的父亲林长明。由于这些人多聚居于三坊七巷，那里可以说是当时福建地区一个启蒙文化的堡垒，是一个走在辛亥革命前沿的文化沙龙。福州人的开放性更多表现在思想启蒙上，福州人向海外发展不单单是追求个人命运的改变或经济上取得成功，更多的是探索国家民族的复兴道路，这也是其中一个特点。”
由此，闽南人与福州人的差异显而易见——闽南人农民出身比较多，凭借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和赤手空拳的拼搏精神向外拓展，是一种航海家的形象；而福州人在文化上更多地与中央王朝有所联系，所以福州人做京官的非常多 ，是一种儒士的形象。
莆田人与客家人：具有东方的“犹太血统”
“第三种是莆田人，莆田人也很重视文化，莆田的秀才、举人、进士都是数不清的，在这点上与福州相类似。但是莆田人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的方言区特别小，不像闽南人的方言区，分布范围之广令人乍舌。莆田人特别有凝聚力，当他们到了省外这一凝聚力更为显著。 莆田人尤其善于经营做生意，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莆田人的灵巧、灵活甚至是狡黠，都成了他们的标签。”
“还有一种文化不可忽略，那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其祖先源自中原，由北往南迁，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分支。客家人特别传统且重视文化，客家文化一方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主流特征，另一方面又容纳了所在地民族的文化精华。有人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由于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因此有“东方犹太人”之称。
客家因迁徙而产生，迁徙的过程无疑是艰辛的，但客家先民披荆斩棘，排除万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尽管处在偏僻山区，却丝毫不减客家人向外发展的闯劲，反而造就了他们坚韧的品性。
相对而言，莆田人更多地表现出他们的“灵巧”，而客家人的“坚韧”则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莆田人在商场的敢闯敢拼，还是客家人在流浪中的求生存求壮大，都赋予了他们具有东方特色的“犹太血统”。
我的文学成就与“海纳百川”有关
孙绍振坦言，他的文学成就与海纳百川的福建精神有很大关系：“由于福建与港台在地缘上很接近，而且华人华侨比较多，与港澳台同胞往来较为密切，自然而然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血液，使我们的文化比较开放。地缘上的优势使文化交流渠道增多，能够突破一些禁锢和封锁，那么自然就形成一定的思想基础和趣味基础，在这里，思想的火花一旦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
“我个人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我的祖籍在福建，却是在上海和北京长大的。即便如此，当我带着北京最先进最开放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回到福建时，我与这里的氛围一拍即合，这片土壤给我了自由思考的空间，让我拥有自己的思想。”
如今孙绍振已在福建生活了50几个春秋，他对福建有着深厚的感情。孙绍振曾在文章中深情自白，“在泉州，我度过了我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日子。但是，留在我记忆中的泉州，不是苦难的炼狱，而是精神的庇护所。如果要我选择灵魂的故乡，我将毫无犹豫地选择泉州，并且为此而感到自豪。”泉州之后，他的脚步遍布福建，福州、厦门……都给他留下了美好回忆。或许对孙绍振而言，50年前泉州街头小贩特意为他留起的烟熏笋、桂圆干，以及那些在料峭的早春与他一起下田挖土的乡民，早已最好地诠释了“尊重差异、和谐共生”的福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