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首席财经主播自述
陈伟鸿：从校园走向播音台
陈伟鸿，是一个在海边长大的男孩，一位遍访世界500强的高端财经主播。45年的半世人生，个人小传与时代大传相互映衬；13年的“对话”如流云过隙，政、经各界高手轮番登场。他的“惊鸿一瞥”，瞥见的是这个时代最本质、最喧嚣、最激动人心的片段。正如陈伟鸿书中所写：“我们都是这世界的一瞥风景，而自己，也从别人的风景里审视世界。”他还说：“自从有了主持人，观众就多了一双看世界的眼睛。我愿这双眼睛永远公正、明亮。”
大学里的播音生涯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福建师大，正在为国家刚刚确立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培养大批人才，在中小学教育领域的世袭地位坚不可摧。与此同时，这所百年老校厚积薄发的人文滋养，也让我如同一块被扔进大海的海绵，呼吸之间，冒出多元的气泡。
得风气之先，使得一颗年轻的头脑有了主见，也提前将海岛的朦胧诗杂糅着对岸的文艺腔调一起温习，由此酝酿出的是一段更为自由、开放和浪漫的集体回忆，它也许只属于20世纪80年代师大外语系的学生们。
诗朗诵是那个年代男女同学间最优美的抒情方式。一首美好的朦胧诗从女孩儿口中缓缓念出，旁边的男生用肩上的小提琴拉出悠扬的旋律，这样的节目，成为每次院系学生晚会的压轴亮点。同样热爱诵读与音乐的我，貌似看不上男生与女生之间的甜腻，更乐于以更为自由与个人化的方式，投入到了“广播”的怀抱，不仅担任了校园广播站的主力播音员，同时经营着外语系的另外一大亮点———外语系之声(VoiceofF.L.D)。
练就播音员基本的职业功夫———标准的普通话可谓煞费我心。身边没有师傅，就拜新华字典为师，每天查拼音，一字一句，努力去掉闽南腔。闽南人说普通话的一大死穴，就是卷舌音。小时候考汉字注音，毛主席的“主”，我要在“zu”和“zhu”之间来回纠结，铅笔字写了又擦，擦了再写，最后交卷，改成什么算什么，完全无厘头。大一的播音时光，字正腔圆成为主攻方向。每次轮到自己的节目播出，我都会早早地从食堂打了饭回来，坐在宿舍外的走廊上，边听边吃，这也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还好我这位班长没有因此被同学们指责为脱离集体的“自恋狂”。不过，这样的坚持使我等来了突如其来的成功———我脱口而出的每个字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准确的普通话。
对播音和主持越来越心醉的我，又把我们外语系一套音响设备充分利用了起来，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办起了“系电台”，我的角色绝对是采、编、播三合一。
节目出台了，可是“电台”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外语系的学生每天都要听《美国之音》训练听力，于是众人一起拍板，就仿照这个全球著名电台“VOA”创造出我们自己电台的名字———外语系之声(VoiceofF.L.D)。如果说校电台使我的播音实现了正统和规范，而在自己的“外语系之声”，我释放出了更多的自然和随意，以流行音乐作为工具，开始经营这块广播试验田。
如履薄冰地走上从教之道
外面的世界，的确精彩。毕业那一年，刚刚步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的热浪翻滚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越来越多的体制内职工变成了个体户，“下海”成为最热门的话题。面临毕业的我，也开始犹豫到底是听从国家分配当老师，还是彻底打破铁饭碗，加入到下海大军?外语系日语专业的同学们，由于专业本身不在中学开课，因此毕业之后多数选择进入外资企业工作。他们的“下海”决定，让我回想起在厦门贸洽会第一次看到彩旗招展的“松下”、“佳能”、“索尼”等外资品牌，令人耳目一新，跃跃欲试。
外面的世界，却也无奈。教师是一条能看得到未来走向的路，我也知道应该如何去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如果选择外企之路，它背后的风浪和变化究竟是怎么样?虽然做过实习导游，但在这一条路上，充满着太多的未知。作为一个“鼓浪屿的好孩子”，大学里年年拿奖学金的班干部，“听话”是最熟悉的行为，也是最安全的选择。岁月是一趟一去不返的列车，从这里转弯，还是在下一站停靠，人生的关键选择往往都在快进站的几个瞬间做出。走上毕业工作的这条路，我最终选择在教师的站点下车。我的行囊里，是幼儿园就对老师产生的崇拜之情、中学时代站在讲台上领读英语的自豪之感，以及师大厚重多元、知明笃行的治学风范。教书育人，这份最初的梦想，实现起来，会有多难?
重返熟悉又陌生的母校厦门一中，我如履薄冰般地走上了从教之道。这所同样古老的名校是父亲的母校，也是我高中就读的学校。在这里，我成为了一名中学英语老师。经常穿着休闲格子衫和圆领毛衣的我，看上去和中学生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能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师”。我的年纪小，如师友，亦如兄长。作为班主任，我常常在周末邀请学生来到家里，爸妈会做好可口的饭菜，看着我与一帮学生大快朵颐。下午，我会带着他们跑到海边去唱歌、做游戏，天空海阔，阳光和暖。我的作业量小，主张寓教于乐，英语课不必死背课文。我的脾气小，看重的是师生的情谊。学生考试成绩低于隔壁班，不会罚背单词、抄写课文，而是对他们说：“这件事完全在于你们自己，你们努力不努力，其实是你们的面子问题，也是我的面子问题，你们看着办。”凭着之前同吃同乐的“情分”，学生们也很给我“面子”，下次考试成绩马上提升。“小师”得到了学生的支持，也带给我一份肯定：教书育人，实现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难。
教书以外仍兼职播音
我带的第一个班是高中一年级，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领会课文内容，我会带领 着他们将课文改成剧本，并将每一个人变成剧本中的角色，轮番上台表演，不知不觉中，所有的知识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脑海；为了调剂紧张的学习生活，我和同学们一起并肩去郊游，在湛蓝的天空和碧蓝的大海之间嬉戏和欢唱，共同拥有了一张被太阳化妆后的“红扑扑的面孔”；我会组织女生成立时装表演队，会教男生现代舞《NewLife》。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们习得了更为鲜活和丰富的知识。
执教一年后，学校计划开办全部使用国外教材的英语实验班，作为被选中的优秀青年教师，我不得不离开原来的班级。得知消息后班长带头跑到校长办公室去求情，却没有批准。依旧记得与同学们告别的那个下午，教室里静极了，从未有过的安静带着一种压抑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吃饭，忽然接到学校的电话，让我关注10月1日的《厦门日报》。带着好奇打开报纸，原来是同学们在报纸上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几乎占据了整幅版面，是一篇叫作“留住阳光，留住春天”的文章，作者署名“厦门一中高二年级(6)班”。标题上面的引言里写道：“陈老师不是报上宣传的先进，他只是一位比学生大六七岁的普通教师。但是，他理解学生，关心学生；学生欢迎这种朋友般的老师。”学生们在文章里回顾了我和他们一起度过的高一时光：军训、英语课表演剧本、海边郊游、参加文体比赛……结尾还写着：“我们由衷地感谢和真诚地祈盼：陈老师，有空再回到班上，好吗?”38颗心灵的呼唤，传递出的真诚炙热强烈，已然湿润了我的心灵，那些与孩子们共度的时光瞬间填满了我的内心。面对迅速到来的分别，我的言语表达功力消散殆尽。原来生命里真的会出现那样一个时刻，一切都安静下来，只有空气里的温暖爱意，缓缓流入遗憾的峡谷。
凭借着对广播的热爱，仍在校园教书的我，在厦门广播音乐台谋得一份兼职工作，平静的教书生涯展开了丰富的另一面。这是我第一份正儿八经的主持工作，因此激起了我从未有过的热情。我的兼职工作时间恰巧在中午时分———一点到两点，虽然放弃了酷爱的午觉，在校园与电台之间来回奔波，但也乐在其中。采、编、播、控四合一的高标准，每天60分钟的直播状态调动起我全部的激情，在这里，我找回了大学时代的主持感觉，把美妙的音乐与听众共享。每天的这一个小时，是我最快乐的一个小时，也是我与自己的听众交换快乐的一小时。因为时间紧迫，常常顾不上吃午饭就打开话筒问候听众。经常听我节目的一位阿姨，不知从哪儿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从厦门岛外坐三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在我下节目的时刻，等在电台的门口。素未谋面的阿姨神奇地认出了我，并将一个暖暖的手包递过来———打开蓝色布包，白色搪瓷锅里，猪肉馅的饺子依然热气腾腾。这份来自听众的浓厚爱意，更加激发了我对自己这份兼职工作的热爱。
离开敬仰已久的象牙塔
《厦门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似乎是一次前瞻的预言。四年之后的一天，我真的离开他们了。离开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决绝：为了我爱的你们，我必须离开，因为对广播、对主持的热爱，已经影响到了对你们的爱。要捍卫好一份教书育人的责任，离开是尊重自己，也是尊重教育的最好方式。
我还记得最终离开校园的那天下午，独自一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收拾东西。在柜子的深处，突然发现了一副被我没收的乒乓球拍。球拍还很新，手柄处用胶带仔细地绑好，我却完全忘了这是哪一个孩子的球拍，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被我没收掉。
就在那一刻，所有关于校园的记忆、梦想与执着，如潮水般从四面卷来，汇聚到心中，翻江倒海。窗外的景色依旧，远处操场上，学生奔跑的身影就如同昨天曾留下脚印的自己。只是这一次自己的前进，再也不是沿着螺旋楼梯往上爬，而是彻底地离开这座敬仰已久的象牙塔。
小时候，我特别崇拜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因为她不仅戴着眼镜，而且爱皱着眉头说话。戴眼镜加皱眉头等同于有大学问，这是我对老师的第一个认知。这种认知挑逗起了内心的一种向往：我也想成为她这样的人。回到家里，我会偷偷地将门的背面当作黑板，拿着从学校带回来的粉笔头，模仿着那位老师去写字，去讲课，小小心灵充盈着难得的陶醉。
梦想从未褪色，只是又一个更大的舞台在我面前铺开。临走前，我将球拍留在了空荡荡的办公桌上，窗外斜阳正暖，细小的尘埃漂浮在球拍上空的阳光里，安静而自由。转身带上门，“咔嗒”一声，我与原来的世界就此告别。有些东西，还是留在校园里更好一些吧。休闲版本的我，就像那个无人认领的乒乓球拍，被命运之手扔在了校园里，永远定格在那段独一无二的青春时代。
时光流转，人到中年的我，在厦门一中百年校庆之际，故地重游。在杰出校友的照片墙上，我看见了父亲的照片和名字。目光正前方，他对应的另一面墙上，正好贴着我自己的照片。父子两代，在摆放着陈至立、郭跃华、舒婷等众多校友照片的陈列室里，遥遥相对。父亲最终是以高级工程师的身份，跻身科学家校友行列；而我，则被放在媒体人一栏中。在这里，曾经留有我的一种热爱。我是多么幸运。
（来源：天天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