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报】以新视野开掘诗歌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以新视野开掘诗歌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聚焦中国古代诗体、诗学与诗史研究的新视野学术研讨会

（来源：福建日报   2018-04-23   09版   新论）

本报记者 林升文

诗歌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体裁，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如何以新视野开掘中国诗歌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分析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基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再出发激扬新思路、带来新经验？近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共同举办“中国古代诗体、诗学与诗史研究的新视野”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中国古代诗歌体式、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国古代诗史专题、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家与学术史、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新方法与新理论等主题展开研讨，为开展中国古代诗体、诗学与诗史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和思路。

◆咏歌与吟诵：中国早期诗体之生成

中国古代诗体以齐言为主而不是以杂言为主，在齐言中又以四言、五言和七言为主，而不是以三言和六言为主，这是古今熟知的现象，但是却缺少合理的解释。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赵敏俐认为，就文体特征来说，中国古代诗歌是一种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加强形式，它不仅是一种语言艺术，更是一种声音艺术，因而，研究诗体的生成及其特征，不仅需要从语言韵律的角度进行分析，更需要从诗歌本质特征入手，从诗体发生的角度切入。正是循着这样的理路，在当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他尝试建构一个从咏歌到吟诵的诗体研究模式，对中国早期诗体生成及其基本原理进行初步探讨。

赵敏俐说，要研究中国诗歌体式，首先应该从诗的产生开始。人类最早从何开始了诗的歌唱？确切的时间不得而知。《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而言，当先民们有了语言表达的冲动之后，就可能开始了诗歌的创作，因为诗就是一种用语言来表达情感的方式。诗这种语言又不同于一般的说话语言，而是一种强化了声音节奏的特殊语言。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也。换句话说，中国诗歌最初的产生与咏歌和吟诵有直接关系。咏歌与吟诵，意味着最初的诗歌语言并不是一般的言说，而是将心中之“志”按照一定的节奏韵律表达出来，一定要“声依永”“律和声”，要“依声节之”。所以，中国古代最早的诗都是用歌唱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它的产生早在文字产生之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早期诗歌，都是有了文字之后的追记。《诗经》中大量的嗟叹词，就是歌唱的一种声音符号记录。以后，随着诗与乐的分离，诗才由歌唱的艺术逐渐变成诵读的艺术，但是它仍然追求声音之美，追求节奏与韵律的和谐。源自于歌唱，定型于诵读，有严格的外在形式规范，是中国古典诗歌各种体式形成的首要条件。因此，从诗的咏歌与吟诵角度入手，研究构成中国诗歌韵律节奏的基本要素，是我们研究中国诗体形式的出发点。

在中国早期诗体生成的过程中，声音的作用优先于语法，这是一条重要原理。有了不同的声音组合，就有了不同的诗体。有了不同的诗体，就有了不同的语言组合方式。进而言之，作为诗体形态重要标志之一的押韵，以及后来在格律诗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平仄，都对诗的语言的选择起着优先作用。所以对于诗人来说，掌握诗体的规范远比掌握语言的表达逻辑更为重要。同样道理，我们研究诗歌的语言形式结构，也只有从诗体的形式规范入手才更有意义，才更能破解诗歌语言艺术的奥秘。

◆“涩”作为诗学概念的意味

涩与滑相对待，可溯源于《黄帝内经》，但用作文学评论的概念则晚至唐代，当时出现了以涩命名的徐彦伯“涩体”和樊宗师“苦涩”文体。而涩作为一种审美趣味被体验并自觉追求，乃是伴随着宋诗出现的，逐渐波及其他文体。尤其在晚清的词论中引起极大的关注，成为焦点话题。

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写道：“大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饰以奇异小虫、水草、樝梨、桔柚，苦咸酸辛，虽蜇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枣，然后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蒋寅说，这段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说明中国人有着喜好滋味多样化的传统，一是肯定文学同样有着多样化的趣味。就像中国菜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口味的丰富一样，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给人印象最深的也是审美味觉的丰富。

蒋寅说，要说“清”“老”这些与传统审美理想相一致的概念成为古典美学和文论的核心价值，是不难理解的；倒反而是一些日常语境中与人们一般审美趣味相悖的感觉，也能成为与某个艺术门类或某个艺术流派的美学准则相关的趣味，很让人玩味。涩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文学评论中，它给人的联想都每每与不成熟、不顺畅的性质相关联。凡是与涩组成的复合词，如青涩、生涩、酸涩、苦涩、干涩、枯涩、艰涩、滞涩等等莫不如此。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涩的美学意蕴绝非如此简单，它与传统美学深刻而复杂的关系也还不太清楚。

蒋寅说，日常生活中所有与滋润与灵活相悖的属性，都与涩相连。艺术创作中的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为防止浮滑而付出的代价。涩作为文学批评概念出现得较晚，现在看到它用于文学批评，已经是唐初的事。正像“涩”在日常语境中并不是很令人愉快的味觉，它最初出现在文艺评论中也不是正面的评价概念。“涩体”意味着艰涩难读的文风，包括多用典、喜用生僻字等，在当时不被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到了盛唐时代，自许沉郁顿挫的杜甫诗歌也有某种涩的趣味，遇到讲究逆笔、顿挫的姚范、翁方纲等人或许比较欣赏，但像张谦宜这样的批评家则未必全盘肯定。在张谦宜看来：“诗有以涩为妙者，少陵诗中有此味，宜进此一解。涩对滑看，如碾玉为山，终不如天然英石之妙。”也就是说，涩终究出于人工造作，缺乏自然天成之趣，这当然是与盛唐诗的主导特征相悖离的。直到中唐时期，樊宗师佶屈聱牙的古文还被视为苦涩，不过此时他已不单纯是被否定的对象，相反还颇受时流追捧。

涩的美学趣味贯穿于中国文学、艺术中，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概念之一。蒋寅说，对涩这样一个特殊的审美概念，做一番概念史的梳理，仔细辨析其美学义涵，是很有意义的。作为较典型的有限正价概念，它的理论展开充分显示了其运用文体操控机能实现价值的方式，以及作为正价概念的适用性和限度，这无论对于传统审美观念研究还是概念史研究都有一定的范式意义。

◆清妍，雅健，自在：朱熹诗歌的动态考察

尽管作为一个志在弘道的理学家，朱熹没有把诗歌当作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主要载体，但是他仍然以一千多首诗的创作数量和风格明显的创作实绩，引来了当时和后世的关注。

作为一个以弘扬圣贤事业为己任的理学家，朱熹不希望别人将自己看作诗人。乾道六年，宋孝宗请胡铨举荐当代诗人，胡铨郑重举荐朱熹与王庭珪、杨万里等人。朱熹以守丧未终推辞不就。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曙初认为，朱熹不愿别人以诗人视己，这自然是一个希圣希贤的理学家情理之中的反应。然而，现实并不以当事人的喜好为转移。很多人在瞩目朱熹身为理学家的主要身份时，还是注意到了他作为诗人的一面，不过具体的评价则有一定的差别。

据郭齐《朱熹诗词编年笺注》，朱熹现存诗歌一千二百余首，最早的是绍兴十八年朱熹十九岁时的《远游篇》，最晚的是庆元六年即其逝世之年的《南城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如此因题其上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沧洲病叟朱熹仲晦父》，诗歌创作贯穿了朱熹一生的主要阶段。对朱熹诗歌的风貌，莫砺锋先生曾概括为“清远”。这个判断准确地道出了朱熹诗歌的总体风格特征。不过朱熹诗歌在清远的总体风格特征中还包含了一些变化，经历了动态的演进过程。刘曙初说，对这些演变进行考察，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细致地认识朱熹诗歌的特点，掌握朱熹诗歌的创作道路。

朱熹的诗歌在清远的总体风格中呈现出前后相续的三个阶段。早期围绕相对平静的学者型士大夫的世界展开，多用五言诗，风格清妍。中期伴随着题材范围的扩大和诗歌样式的丰富，风格比较多样，在这些多样的风格中，都包含着雅健这一共同的特质。晚期诗歌数量不多，表现范围明显缩小，内心情感的抒发多于外部形象的刻画，多用七言诗，比较自由随意，结果精粗并呈。纵观朱熹诗歌的演进历程，早期形成的清妍诗风作为一种基本特色，贯穿始终，中期的雅健诗风是对清妍的强化，晚期的自在诗风是对清妍的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