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眼中的“移民”故事
《移民》作者陈希我做客省文学院，与新老读者共话“移民”
读者与作者交流环节，提问踊跃
有人说他“尖锐”，有人说他“特立独行”，甚至也有人说他“不知耻”——通过文字“管窥”陈希我，不同的人得出了迥然不同的评价。对这些千奇百怪的“标签”，陈希我说他都认了，因为“仅仅是贬义词、褒义词而已”。
11月22日，我省著名作家陈希我携带其长篇小说新作《移民》，做客由福建省文学院与本报共同主办的大型文学公益活动“作者寻找读者”。文艺评论家、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林焱作为主持嘉宾，与陈希我一道，向参与聆听的读者们分享了他们眼中的移民故事。
除了作家身份外，陈希我还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当天的活动现场，还出现了一群新生代“小鲜肉”，他们来自福州各大高校，有学新闻的，有学传播的，有学文学的，甚至还有学机械设计的，尽管来自不同专业，但他们都是陈希我的“忠实粉丝”。省文学院的读者队伍进一步壮大，并在不断年轻化。
小说《移民》的剧里剧外
A 历时近20年创作，《移民》跟着移民队伍一起“生长”
1989年，26岁的陈希我借钱赴日留学，1994年回国。“我在日本，口袋里随身带一本笔记本和一支很精致的小笔，走到哪里记到哪里，当时我就想写一本小说。”1994年，陈希我开始执笔创作小说，尽管积累了近40万字的创作素材，但这些素材并未与时俱进，写完小说后他发现，中国的移民状况开始改变。
新的跑路景象层出不穷。“比如说我当年在日本的时候，曾经问我弟弟要不要出来，他说不出来。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他告诉我，哥哥，我全家移民了，他搞的是技术移民。技术移民之后，又开始出现投资移民。”投资移民火爆之后，又出现留学高潮，不断变化的中国移民现状，逼着陈希我必须把小说一直写下去。《移民》因此不断更新，九易其稿，至去年付梓出版。《移民》跟着中国移民队伍不断拓展，一路“生长”。陈希我说，这部小说算是他写的最扎实，也是跟他经历最有关的一部。
《移民》通过女主人公、酒吧女老板陈千红，把书中人物串联起来，组成了这个时代斑斓的社会画卷。陈希我说，陈千红的出国、回国、再出国，折射出了中国这20多年来生存与发展的历史。
陈希我并没有强迫笔下人物去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因为人物一旦确立下来，他/她是有性格的，他/她该怎么走，作家是没办法决定的。”陈希我说，托尔斯泰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托翁原本想把安娜写成一个荡妇，批判她，但后面安娜身上显现出优良品质，我们看《安娜·卡列尼娜》，更多的是同情她。“我小说中陈千红这个人物，也是让她自己走。”陈希我说，文学史上的经验证明，作家如果强迫笔下的人物走什么道路，写出的作品往往是比较失败的。
学生读者找陈希我签名合影
B 到国外，受到挤压特别厉害，一下子就开始爱国了
陈希我前几年又被贴了一个标签：公知。他和易中天、章诒和、茅于轼等作家、学者和微博红人被列入一份“公知名单”。对这个标签，陈希我依然淡然处之。其实，这位被部分好事者视为“公知”的作家，却称自己曾经是一个强大的“爱国愤青”。
在日本留学期间，陈希我必须靠打工维持学习和生活开销。他一早一晚打两份工，早晨去市场拉货卸货，晚上放学后去酒吧当端盘子的服务生。“到了日本，受到挤压特别厉害，那时候一下子就开始爱国了。”“爱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我在一个公厕看到有人在墙壁上写了两行诗，孟浩然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我潸然泪下。”那段时间他还特别喜欢中国民乐，他从国内带了几张中国民乐的卡带，“我几乎天天听，当成小宝贝一样。”
当时的陈希我年轻气盛，也有过一段不成熟的“反日情结”。他对日本老师不满，就从商店里租了一张电影《红高粱》的录像带，电影里有一些日本人“丑陋”的讲话画面，他就在老师上课的教室旁边播放这部电影，还故意调高了音量。日本老师虽然被吵得上不了课，但还是开明地把学生都叫过来一起看这部中国电影。“看到电影里面有日本兵在叫，‘巴嘎雅路’‘巴嘎雅路’，他们全场就哈哈大笑起来。老师说，‘你们觉得这是日语吗？’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陈希我说，这“巴嘎雅路”，其实日本人根本不这么讲。“什么‘撕拉撕拉滴’，全没这回事。”这种语言上的误读，却成为国内部分抗日剧屡试不爽的“经典片段”。
C 华人社区给我的印象特别坚固，自成体系
林飘洋是小说《移民》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他先出走日本，身份被黑后无奈回国，又通过技术移民至加拿大，并最终考上了多伦多大学。他与犹太人安娜·布诺姆交往过程中，不同的民族价值观产生分歧，最终他被犹太人安娜从精神上抛弃。
让林飘洋与犹太人相遇，是陈希我有意设置的情节。他认为，海外华人与犹太人在一些行为上具有相似性，但本质上又有所不同。
“碰到海外第二代第三代华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坚守，比我们国内的理念强多了，有些习俗我们国内都不知道，他们还保留着。有人告诉我，我们的祖先最早下南洋、去北美，他们带去的习俗必须一代代传下来，不能丢，一旦丢了就融入当地的文化去了，就没有自己的一种东西在里面。”陈希我认为这是一种“根意识”，体现了一种坚韧的民族性。陈希我不信神邪，但早年留学日本时，他却是带着护身符去的，他始终把护身符放在钱包里，作为贴身物品随身携带，直到多年回国后才烧了这张符。“有些人带着更重要的东西去，甚至早年的移民还带着祖先的牌位去。华人社区给我的印象，特别坚固，自成体系，有自己的关公庙、关帝庙，拜自己的神。”
“这类似于犹太人，犹太人到外面去的第一件事是建教堂，中国人到外面去的第一件事是建庙，在家里把牌位摆了。”尽管存在这种相似性，但陈希我认为，两个民族依然存在相异的群体性格。“我小说里写到了一个犹太人（安娜），她就不理解中国人。犹太人没有实体的祖国，但心中都有祖国，犹太人内部是极为团结的。中国华人有一个很坚固的群体，但群体内部常常争来争去，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人物
陈希我：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博士。曾留学日本，现居国内，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作品有小说《我们的苟且》、《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大势》、《母亲》，随笔集《真日本》、《日本人的表情》，理论研究专著《享虐的文学》等。
读者分享
原商船船长谈移民
20年后再看移民，精神上可能失去更多
我固然不是一个移民者，但却是一个移民的见证者。20年前我在一艘航行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商船当船长，在我身边发生了很多去日本的移民者的故事。
20年后我再看这些人，有一个疑问。他们物质上可能是得到了一些，但精神上可能失去更多。比如，当时为了移民，可以假离婚，跟外国人假结婚，这对婚姻的严肃性造成很大冲击。
我的一个同事，那时我当船长，船上有三个驾驶员，大副二副三副，1995年船开到横滨，他们三个同时都跑掉了。其中那个二副，比我小五六岁，七年后回来，赚了500万元人民币，什么苦都吃了。回来把这500万元投资了，现在归零，甚至还要向我借钱。他学了很多坏习惯，我以为他在日本这么多年可以学到一些技术，但他学了一身“流气”回来，我感到很失望。
我身边的这些移民，有时跟我谈起他们的经历，我真的会跟他们一起流泪。我的一个同学非法移民后被抓了，刑罚有三种选择，可以坐牢三个月，也可以交三百元当地的钱来赎罪，也可以抽打三鞭。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鞭打。我现在问他，二十年前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刑罚？他说他宁愿选择坐牢三个月。他说，这三十年来，每到深夜，他经常会从床上跳起来，那三鞭打下去，是一生都难以抹平的创伤。
——江先生（化名）
（东快记者林鹏浩//文欧阳维维/图）
(来源:东南快报 2014-12-3 A32版 文周刊·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