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闽籍书家黄伯思
（来源：福建日报 2026-04-21 12版 理论周刊·文史）
陈锴生
宋刻庄夏本《东观余论》（上海图书馆藏）
黄伯思是北宋时期重要的学者、书家，所著《东观余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淳化阁帖》虽为法帖之鼻祖，但由于编撰者王著学力有限，出现许多谬误，包括米芾在内的很多书家皆曾提出批评，而黄伯思以专著《法帖刊误》十卷对其进行全面考订，奠定了古代法帖研究的基石，可谓意义非凡。
黄伯思字长睿，别字霄宾，号云林子，北宋尚书右丞黄履之孙，福建邵武人。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进士，任河南户曹参军，后经洛阳西都留守邓洵武举荐，迁右军巡院。再除详定《九域图志》所编修官，迁秘书省校书郎、秘书郎。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卒。
《东观余论》是黄伯思的传世著作，汇集其生前已成书之《法帖刊误》、未成书的《秘阁古器说》以及论、题跋、序等杂文，由其幼子黄（言+乃）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编录而成，涵盖黄氏毕生在金石、书画考据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南宋藏书家楼钥评此书“辩析隐奥，上下千古，皆前贤所未发，后人所难及”，甚至认为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尤未免差误”，而此书为尽善之作。
《法帖刊误》为黄氏任职洛阳时所撰，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已刊行，是第一部系统考订《淳化阁帖》谬误之专著。在著作过程中，黄伯思曾借阅洛阳友人王玠家藏的《淳化阁帖》以及米芾所撰《跋秘阁法帖》。他指出《淳化阁帖》中存在大量的伪作，而编撰者学识所限考证不精，存在许多错误观点，故撰写《法帖刊误》一书以正其谬。他在《法帖刊误》中不仅指出《淳化阁帖》摹刻失真，还结合其他版本的书迹，对其文本进行校对，指出了许多问题。
比如对《淳化阁帖》卷九所收王献之《授衣帖》考证云：《授衣帖》历世所传自为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当云“当今可复使不万全，不愿其以多算难易得之，便自可令不为因累耳。比者忉怛，当不可言，当不可言，献之死罪”，法帖无此43字。又其间多有燥笔及鱼食处，而官帖不复依本，其失多矣。
他认为《授衣帖》帖尾还有43个字，王著不仅没有录进《淳化阁帖》，而且底本枯笔和虫蛀在帖中均没有刻画。现传宋刻《大观帖》卷九也录有《授衣帖》，确如黄所说，其帖末脱43字，可见黄伯思考证校订法帖十分严谨，其观点皆有所依据。反观《淳化阁帖》虽为官刻本，但编撰者不够用心，且囿于学识，故粗劣程度可见一斑。
黄伯思十分注重资料收集，每当遇见珍贵的法帖版本都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勾摹保存。他在赴任洛阳的途中曾寄住于李表伯家，并借来《续秘阁法帖》（共十卷）进行双钩摹勒。他在跋尾中云：“自摹凡十卷，用桐纸六十枚，凡再浃月乃竟。”跋文旨在记录前期的勾摹工作，后续还需一个月时间才能全部完成。由此可见，为了勾摹这套法帖，他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黄伯思除了学问造诣精深，还非常重视对书法遗迹和文物的考察。他任职洛阳期间，常多方寻访五代十国时期杨凝式的书迹，《记与刘无言论书》云：“洛阳文潞公家有杨书诗帖十一纸，字与《珊瑚帖》相类。今洛亦有石本，而不能尽载也。杨多书僧壁，而传于楮素者甚少。今壁书亦自少，洛阳惟有广爱寺西禅院两壁、胜果院一壁、天宫寺一壁而已，因甲子岁大水，损失者多矣。”黄伯思不仅前往文彦博后人的家中考察所藏的杨凝式墨迹，还走访洛阳多地寺庙，以观赏和记录杨凝式题壁的遗墨。
黄伯思不仅擅长刻帖的鉴藏与考证，还热衷于金石学研究。他调查了洛阳多地的石刻遗迹，广泛寻访散落于各处的《熹平石经》，《记石经与今文不同》云：“此石刻在洛阳，本在洛宫前御史台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时时得之，若骐骥一毛、虬龙片甲。今张焘龙学家有十版……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从中可窥见，黄伯思在治学上不仅涉猎面广，精于校订，还能借助广泛的交游收集金石资料。
在北宋书法批评方面，黄伯思也颇有建树，堪为宋元书法复古思潮的理论先驱。自北宋中期以后，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书风风靡一时，士大夫争相仿学，以致古法凋零。在“尚意”书风笼罩下，士人皆学苏黄，有学之士想要扭转这一潮流谈何容易。黄伯思作为饱学好古之士，首先对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法实践和理论进行了抨击，其大胆言论对后世书学发展影响深远。
他在《论书六条》之二云：凡书衡（横）难从（纵）易，方正在二者间。不悟书意者，强作横书，不斜则浊，蜀中一人是已。此体惟钟索尽古人之妙，宋齐时人似之，梁陈隋至唐终不近也。
所云“不悟书意者，强作横书，不斜则浊，蜀中一人是已”，虽无指名道姓，但明眼人即可看出，所谓“蜀人”实乃苏轼。黄伯思批评他作书不尊古法，强作横体，故未能得钟繇、索靖之妙。
除了苏轼，黄伯思还对其门人晁补之和黄庭坚进行了书法批评，他在《论书六条》之一云：唐人更不作章草书，近来有济及洪府人强学之，所谓“不堪位置、举止羞涩”，终不似真。俗人未尝知古人用笔处，见其人书者，随众称善，皆曰钟索复出矣。
这段文字同样没有指名道姓进行评论。如果将“济及洪府人”与“蜀中一人”进行比较，可发现两者隐含着绝似的语言逻辑。晁补之、晁说之兄弟为山东济州人，而黄庭坚为江西洪州人，皆苏轼门人，即文中所谓“济及洪府人”。这段文字意在暗指他们强学章草，又不在草法上用功，故未能得古人笔法之妙。即便如此，周围的人依然对他们的章草交口称赞。
由此看来，晁说之曾称黄庭坚的草书“章草似晋人，颠草似唐人”，确实有尊题之嫌。黄伯思称“俗人未知古人用笔，随众称善”，即是对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的批评和讽刺。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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