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道传承读懂“学人风骨”
（来源：福建日报 2026-04-21 12版 理论周刊·读书）
张艳鸿
董琨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数十年来，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语料处理从手工抄录跃升为数据库检索，出土文献的持续发现不断刷新我们对汉字、汉语历史的认知，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突破更让语言文字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然而，面对海量信息和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如何在方法创新中守住学术本真，如何从纷繁材料中提炼真知，成为摆在当代学人面前的重要课题。《缅怀集》正是一部应时而生的著作。
董琨先生长期从事古代汉语、辞书编纂及汉字史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是商务印书馆《辞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现代汉语词典》主要修订者。他早年受教于诸多前辈，既是学术传承的受益者，也是传承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缅怀集》收录了他追忆王力、吕叔湘、丁声树、启功、郑诵先等二十余位师友的文章，这些以亲历亲闻的细节写成的文字，保存了不易见于正史的治学方法及精神，构成了一部独特的“隐性学术史”，使读者在阅读中如沐春风，在潜移默化中汲取前人的智慧。
翻开《缅怀集》，前辈学人的治学方法清晰可辨。从夯实根基到发现问题，从拓展视野到创新手段，再到交流互鉴，这些方法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治学路径。
以传统为根，以西方为鉴，丁声树先生堪称这一方法的典范。董琨先生在书中记述，丁先生通读《说文解字》七八遍，留下大量笔记，对古今字书、韵书烂熟于心，在传统“小学”方面下过极深的功夫；同时他精通西方语言学，曾赴耶鲁大学学习拉丁语，李方桂先生称他为当时“训练最有素的学者之一”。正是这种中西兼修的学术根基，使他能够承担起统一润色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全译著的重任。如果说丁声树先生展现的是学术素养的深厚积淀，那么启功先生则进一步对“立足汉语实际，博采中西学术精华”这一治学路径作出了理论性总结。他在《汉语现象论丛》中主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西方语言学的方法无可厚非，但“借英鉴汉”与“以英套汉”应有不同，必须立足于汉语的实际现象，而非用外国的框子来套中国的语言。
于细微处寻新见，从日常中觅问题。前辈学人常在文献细读中捕捉学术灵感。启功先生读《史记》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没有停留于字面，而是敏锐意识到：“究天人之际”指巫，“通古今之变”指史，是上古巫史合一的有力证据；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以宫刑的用意之一是让他绝后，说明史官是世袭职业，启功先生由此推断巫也是世袭。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猜想：甲骨文中的“贞人”或许带家族性质，一个家族共用一个名字。这一猜想与甲骨文的分期问题密切相关，虽尚未有结论，但前辈学者读书之细致、思维之发散、求知之执着，可见一斑。前辈学人还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学术问题。身为浙江海盐人的胡明扬先生晚年致力于探讨吴方言“句（勾）吴”的“句”是否为词头，并向董琨先生借阅《吴越文字汇编》来验证猜想，直至辞世前数月才归还。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前辈学人既广泛涉猎，又能在多学科交叉中开拓新境。钱锺书先生是博览的典范，董琨先生提到，钱先生连福州地方文献《闽都别记》都曾借阅，借书卡上仅他一人签名，启功先生赞其“真是有学问”。王力先生率先提出跨学科视野对语言研究的重要性，曾言在人文科学诸学科中，语言学最接近于自然科学，他对自己未曾受过自然科学专门训练感到遗憾。董琨先生本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后来转入古代汉语研究，这种跨学科背景使他对语言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有着切身体会。语言学与其他人文学科更具天然的契合点，如吴宗济先生提出的“书话同源”说，用发音人语调记录图形与历代草书作品对照，论证草书书写的节奏与口语语调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辈学人善于借助新方法、新工具拓展研究视野。栾贵明先生在钱锺书先生的支持下，开创性地将计算机技术用于古典文献整理，建立“中国古典数字工程”，编纂《永乐大典索引》《全唐诗索引》等，使古典文献整理迈入信息化时代。为提升《现代汉语词典》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编纂组中的前辈学人广泛使用田野调查方法，为探索语源、增补新词提供切实依据。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一方法的启示尤为深刻：我们在保持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审核与判断的前提下，可以使用人工智能等新工具赋能语料处理与新现象的发现与阐释。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前辈学人善于在学术交流与师生互动中推动研究发展。胡明扬先生曾忆及20世纪50年代语言研究所的“周日茶会”：由罗常培、吕叔湘先生主持，邀请业内学者座谈，介绍国内外语言学界的最新动态和前沿问题，然后交流讨论。胡先生感慨：“对我们年轻人的帮助特别大！那时就是清茶一杯，根本不需要安排吃饭，更没有车马费！”这种纯粹的学术交流，在思想碰撞中激发真知，也是对研究成果的检验与推进。师生传承更为直接，董琨先生自述，王力先生对其论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和研究材料选择进行了悉心指导，直接影响了他的论文走向。前辈亦能向后学取经，董琨先生在学术会上提及金文“绘形填实”现象后，曹先擢先生特意询问相关术语。由此可见，学问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在交流互鉴中得以精进，在薪火相传中得以延续。
如果说上述治学方法是前辈学人留下的治学之“器”，那么融于他们一言一行中的治学精神，则为其赋予了生生不息的活力，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治学之道。正是这种精神，让治学方法更具内涵，也为当代学者走好学术之路、实现行稳致远注入了坚实力量。
严谨求实、无征不信，是前辈学人的共同底色。丁声树先生在编纂《现代汉语词典》过程中对“匼”字读音的考证是典型案例。对于古今字典辞书均注为“邬感反”（今读ǎn）的成说，丁先生没有轻信，而是严谨查证大量古籍，实地调查方言读音，最终确定为kē。吴恩裕先生撰写《曹雪芹的故事》时，几乎做到“无一句无来历”，将每句叙述的出处尽数注明，无出处者注明“假定”“假设”。
虚怀若谷、谦逊自持，是学问愈深者愈显的品格。丁声树先生在履历表中填写学术专长时，只写“粗知汉语音韵训诂，略有方言调查经验”。李方桂先生作为丁先生的老师，谦虚而真诚地说“他懂得比我多”，也体现了长者风范。
坚忍执着、死而后已，是前辈学者将学术融入生命的动人姿态。李新魁先生罹患癌症后，为完成《潮汕话大词典》的修改审订，不惜错过最佳手术时机，六十二岁英年早逝。董琨先生写道：“对这位不惜以生命保学术的老师充满敬意，至今怀念不已。”
心系家国、服务社会，是前辈学者将个人学术融入国家文化事业的担当品格。王力、启功、李学勤、杨伯峻等先生为电大《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义务授课，丁声树先生为编纂利国利民的《现代汉语词典》而牺牲个人学术创作，郑诵先先生积极编写书法普及读物，举办电视讲座等事迹，皆彰显了一代学人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
《缅怀集》以散文的形式承载前辈学者的治学细节与精神气质，在语言研究手段日益丰富、研究材料呈爆炸式增长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宝贵价值，是后来者得以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继续前行、坚守学术初心、弘扬优良学风的领航“秘籍”。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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