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跟跑”到“领跑”
——黄汉升教授谈中国体育学的学术转向与自主之路
（来源：福建日报 2026-09-22 10版理论周刊·读书）
本报记者 林智岚
黄汉升教授是我国体育学科建设的领军人物，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体育学唯一人选），曾任福建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连续三届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体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是新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重要参与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从小在闽南长大的黄汉升，骨子里蕴含着福建人特有的“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精神，这种精神推动着他在体育理论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从排球运动员到学科领军人
问：您从一名排球运动员到体育学大家，再到执掌福建师范大学，这条“跨界”之路是如何走出来的？
黄汉升：我的出生地漳州龙海，是著名的“排球之乡”，我和陈忠和指导从小一起训练，还是同一个教练。后来，受排球项目对身高等选材条件的限制，就转向了体育理论研究。
1990年，我到美国州立波特兰大学进修，当时就想，中国体育学不能只是西方理论的“翻译者”和“消费者”，必须成为“生产者”。这个念头，支撑了我此后几十年的学术探索，也促使我回国后下定决心要做两件事：一是系统梳理体育科学研究方法；二是推动体育学成为全社会认可的学科，推动其从术科走向学科、从身体训练走向身体知识。要打破体育学停留在经验总结和术科训练的传统刻板印象，凸显它以身体运动为核心、横跨自然与人文的综合学科属性，展现其独有的解释力与问题解决能力。
问：在国际体育学术舞台上，中国学者的位置有什么变化？
黄汉升：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我在达拉斯的国际奥林匹克体育科学大会上作了一个特邀主题报告。以往国际顶尖体育科学学术舞台大多被国外学者主导，能在这次学术盛会亮相，不仅在国际顶级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更打破了国外学者的长期垄断。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体育学在国际上处于“跟跑”位置，西方学者提出一个概念，我们去验证；西方学者建立一个模型，我们去应用。这种学习是必要的，但不能止步于此。现在不同了，中国正在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我们有独特的体育实践，例如举国体制、群众体育、传统武术的创造性转化。中国体育学的现代化，不是把国外理论换一种语言重复一遍，而是要在世界学术规范中提出中国问题、生成中国概念、贡献中国理论，从“跟跑”转向“领跑”。
问：能否请您谈谈，贯穿您治学与学术生涯的核心思想？
黄汉升：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数十年来在学术生涯中最根本的体会，那就是：立足中国实践，在严谨规范中追求创新，在特色发展中彰显价值。这里面有几个维度是相互关联、一以贯之的。
第一，以“严”筑基，把规范当成学术的生命线。我常说“严师出高徒”，也常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方法论是研究的核心支点，它的价值就在于把感性的“感觉”转化为客观的“数据”，把主观的经验升华为科学的证据。回顾中国体育学的发展，研究方法长期是我们的一块短板，知识生产力不足、增长乏力是最大的困境之一，而破解之道就在于方法的规范与创新。
第二，以“特”立学，在差异化中寻找学科的生长点。“大学不在大，而在学；学科不在全，而在精、优、特。”一所大学、一个学科能不能立足，关键在于有没有差异化的定位和不可替代的特色。福建师范大学体育学科的发展就是走这条路——从1995年带着团队在激烈竞争中拿下硕士点，到2000年获批博士点，再到2007年体育教育训练学获评“A+”级、2011年获批一级学科博士点，靠的正是扎根自身优势、集中力量打造特色方向。对地方院校和学科而言，走大而全的路子行不通，唯有专而特才有出路。
第三，以“融”赋能，推动学科在交叉中焕发新生。今天的体育学早已不是一门封闭的学科。新时代体育学的发展，必须推动与医学、工程学、信息技术等领域深度融合，打破学科壁垒，着力培养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第四，以“根”为本，始终立足中国实践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核心在于回归实践，实践为知识体系确立了“合法”前提，也提供了动力源泉。既要扎根中国体育实践提炼原创性概念，也要以开放的态度融入世界体育发展格局。换句话说，自立、自主、自信、自强、自觉、自为，这是中国体育学必须走完的路。
为全球体育学“立规矩”
问：您曾通过分析博士论文来诊断中国体育学，这项持续近20年的“方法学探索”，最大的发现是什么？
黄汉升：2009年，我带领团队分析了全国12所高校的300篇体育学博士论文，发现了让人忧虑的现象：很多论文在方法上存在研究方法基本认识模糊、写作不够规范、表述不够详尽、方法运用存在缺陷、方法移植过于牵强、方法名称缺乏一致性等问题。2025年，我又带领团队将样本扩展到了2631篇，时间跨度从1999年到2023年，发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调查法、文献法、统计法等一般方法已经非常普及，跨学科方法的引入也更加多元。但问题依然存在：哲学方法的使用长期偏低，很多研究缺乏理论根基；具体方法的使用虽有增长，但学科专属度不高，真正源于体育学自身的方法论创新仍然不足。所以，我更看重的不是用了多少种方法，而是有没有真正的方法自觉。
方法是学科的基础设施。方法不是论文里的“装饰品”，而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工具，也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没有规范、科学的方法体系，体育学就永远会被质疑“是不是一门科学”。我主编《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就是想为中国体育学的知识生产“立规矩”。这本书获得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被一代代体育学研究生使用，我感到很欣慰。
问：您提出过“体育学十问”，试图回答“体育学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在您看来，体育学的学科独立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黄汉升：为什么需要这“十问”？因为长期以来，学界对体育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知识边界缺乏共识，导致学科发展“理不清、道不明”。
体育学不仅仅是“教人怎么运动”的技术学科，还是一门研究“身体活动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综合性学科。它的独特性体现在四个维度：一是生物学维度。体育关乎国民健康和体质提升。二是教育学维度。体育关乎人的培养、习惯养成和人格塑造。三是社会学维度。体育关乎团队协作、规则意识和社会认同。四是人文学科维度。体育关乎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我常用一句话概括：“以体育人。”
为体育学贡献中国智慧
问：什么是“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自主”究竟“主”在哪里？
黄汉升：“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个命题包含三个关键词，需要分别理解：
第一，中国——指向继承性与民族性。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传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比如武术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哲学），总结中国体育实践的宝贵经验。不是自我封闭，而是以中国为方法。
第二，自主——指向原创性与时代性。“自主”意味着中国体育学学术共同体要立足本土实践，提炼原创性概念和理论，回答中国体育的真问题。不能只是西方理论的“验证场”。
第三，知识体系——指向系统性与专业性。这不是零散的知识碎片，而是包含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内的有机整体。
所以说，“自主”的核心要义是：用中国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来解释中国的体育实践，并贡献于世界的体育知识。
问：您提出的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四重逻辑”——价值逻辑、知识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它们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黄汉升：这“四重逻辑”是我和团队近期研究的核心框架。
价值逻辑回答的是“为了谁”的问题。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全民健身——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价值逻辑是“方向盘”，决定了知识建构的根本方向。
知识逻辑回答的是“凭什么”的问题。知识体系要有自己的逻辑起点、概念体系和知识范畴。比如我提出“体育学十问”，就是要从学理上厘清体育学的知识边界。知识逻辑是“发动机”，为体系建构提供内在动力。
制度逻辑回答的是“靠什么”的问题。知识体系不只是思想观念，还需要制度支撑——学科评议、学位授权、科研评价、人才培养等。我曾经作为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参与推动的一系列学科建设举措，就属于制度逻辑的层面。制度逻辑是“骨架”，让知识体系“立得住”。
实践逻辑回答的是“成什么”的问题。知识最终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和完善。中国体育的丰富实践——从奥运金牌到校园足球，从健身步道到体育小镇——既是知识体系建构的“原料”，也是其“试金石”。实践逻辑是“土壤”，让知识体系“活起来”。中国独特的体育实践，深植于其制度优势、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变迁及技术应用场景之中。
这四者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相互支撑的。价值逻辑引领方向，知识逻辑提供内核，制度逻辑保障运行，实践逻辑检验成效。
问：中国体育学与国际学术界的关系应该如何定位？
黄汉升：“自主”绝不等于“自我封闭”或“另起炉灶”。需要以全球视野为参照，在对话和比较中找到中国体育学的独特贡献。
我们既要“照着讲”，也要“接着讲”，更要在平等对话中“对着讲”。“照着讲”是学习借鉴，“接着讲”是在前人基础上创新，“对着讲”是敢于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提出不同见解。
二十年来，我聚焦于体育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这个“中国模式”的核心内涵，我概括为“铸灵魂、厚基础、宽口径、强实践、重融合、促创新”18个字。当代青年体育学者要学会在“快时代”中做“慢学问”，在“短评价”中守住“长问题”，在“高竞争”中保持“深积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为了丰富学术之林，而不是“另立山头”，需要几代学人投入，“慢工出细活”，成就自己的学术人生，为全球体育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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