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菽园与新加坡早期文化空间的拓展
（来源：福建日报 2024-04-23 10版 理论周刊·读书）
王 兵
1924年初，邱菽园与一群爱好风雅的流寓文人在新加坡成立诗社，名为星洲檀社，社址位于丹戎巴葛潜林，每两周聚会一次。1926年出版的《檀榭诗集》，即记录了该诗社三年间唱和雅集的具体情形。新加坡学者姚梦桐曾撰文论及檀社的组成、活动以及《檀榭诗集》的出版意义，本文则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檀社雅集在拓展本地文化空间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首先，檀社是新加坡完全由流寓文人组成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社团。此前由晚清驻新加坡领事官创办的会贤社、会吟社、图南社等，皆采用中国传统书院的月课制度，或以诗联为题，或以应制诗为题，文学教化的功能远远大于文学鉴赏的目的。
另据孙斐谷推断，与檀社成立时间相仿或稍早时，本地有成立萍社，意在让那些流寓星洲的萍水相逢之文人联吟唱和，联络情感。“颜涤元先生游踪偶次星洲，客务稍暇，与余同事蔡梦香、胡超球、陈雪汀、陈愚仙诸子组织萍社。雨夕花天，辄相唱和。”（《题萍社唱和图并序》）很显然，萍社成立的倡导者是过境文人颜涤元，维持的时间也很短。类似的由过境文人主导的社团还有1918年蟫窟主人创立的同福诗社，1919年高梦云、李冠南等人创立的天南诗社等，皆因社员归国星散而停止活动。
而由邱菽园创立的檀社，第一次真正成为新加坡流寓文人为艺术而创作、以诗交友的平台，且在成立后的三年时间，诗社活动频繁稳定，每月一个主题，共举办了36集；社员参与积极，43位诗友共投递诗作1700余首，经邱菽园衡鉴后挑选300余首结集出版，即《檀榭诗集》。附带说明一下，《檀榭诗集》也是新加坡第一部正式刊刻出版的诗歌选集。选择300首诗作，颇有“孔子删诗”以编《诗经》的意味。
李庆年在其《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一书中提到：“这个诗社的特点是社员都是已经落地生根的人，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动态不大关心，而附庸风雅成为基本要求。”因此，该诗社的吟唱主题偏于“自由消遣”而非“角技当场”的消闲内容。
其次，檀社雅集会聚了新加坡多个行业的精英分子。檀社同仁主要来自福建、潮州，也有江苏、四川等地，行业包括报人、教师、医生、商人、出家人以及以卖字画为生者，各色人等不一而足。
略举数例，以管窥豹。张叔耐，南社社员，民国初年，加入同盟会，受孙中山委托在新加坡创办华文报纸《新国民日报》，任总编辑。李铁民，福建永春县人。1920年至1926年，在新加坡华校任教。1928年，出任《叻报》总编辑。1932年任《南洋商报》督印人，主管编辑部。陈紫杖，原名陈颀，因生活困苦而南渡星洲，弃儒行医，工于吟咏和书法。有《紫杖诗稿》存世。其子陈延谦为新加坡著名商人，长婿孙世南为本地著名书法家。颜怡园，新加坡同济医院名医，1924年邱菽园五十大寿，曾画《寿梅图》相赠。华侨中医黎伯概于1900年参加新加坡同济医院会考名列前茅，受聘为该院首席医师。他在新加坡从医40年，著有《中国医学原理》《医海文澜》等著作。许云樵曾将其诗文作品编校出版，名为《名医黎伯概先生诗文集》。
不同领域的人士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而在一起文酒雅会，切磋诗艺，这的确是一件奇妙的事情。这种文学场域一方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人的职业写作或士大夫的应用写作，因为新加坡汉诗的写作是业余性质的，不必考虑谋生、晋升和工作需要等实用目的。另一方面，若用现在跨学科的理念来解读，新加坡汉诗作家的本职工作也会拓展自身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和思维模式。而群体的交流和唱酬自然也会拓展诗人们的眼界和本地的文化空间。
再次，檀社诗歌创作和诗集编选具有一定的本土化倾向。尽管李庆年对于檀社雅集中不关现实、只谈消闲的雅集主题颇有微词，但诗人们在看似消遣风月的题目之下，仍能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去抒发自己的真性情，同时在诗作中流露出本土化的倾向。
比如，诗人们在很多诗题如《春怀》《饯春》《秋感》《观海》《消夏》《海鹤》《听雨》等中都表达了“东风吹客到天南，颠倒征尘醉欲酣”的漂泊愁苦之情，然而这些诗歌也植入了很多星洲的景物、气候、物产和风俗人情，如“十亩椰林水一方”“火伞撑空正午天”等。
《檀榭诗集》上卷的《欢乐园杂咏》系列诗作还描摹了丹戎巴加露天游戏场的各种表演项目，如投掷游戏、大力士角技等。尤其在《星洲杂咏》一题中，不同的诗人对于星洲皆有发表不同的看法。黎伯概的“笙歌灯火楼台夜，车马烦嚣市肆边。一岛独当欧亚道，重洋犹获太平年”，描述的是新加坡的繁华景象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庆幸自己远渡重洋还能获得太平的生活。
出家人释瑞于也对星洲的繁华景象有所描绘：“宝炬千竿堤不夜，渔家杂处水为田。肩摩毂击繁华地，服贾牵车古市廛。”并且发出了“海外藩篱别有天”的感慨。
李铁民则在肯定新加坡“声名端合冠南洋”的同时，担忧华族子弟学习西文后丢弃了中华传统文化：“果然鹦鹉巧于言，竟把佉卢教子孙。为语汉秦都不识，分明渔父入桃源。”
由此看来，这些诗人在这个小岛上安家落户，虽然不时产生怀乡念亲的想法，但是对于新加坡的发展、华族子弟的文化传承都十分关注。对于本土风物，他们是亲历者、参与者，不再是像过境文人那样的旁观者。
另外，邱菽园在《檀榭诗集序》中明确提出“画疆分治”的编选理念：“星洲为交通孔道，过江名士人才济济，其弗能尽诸骚雅才人于一堂之上，而加以捧袂推诚固也。吾侪殆类于画疆分治者，苟非名实相循，虽沾沾自喜，何益？杜陵诗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为当自固藩篱，庶免后人笑拙。”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显然是反语，说明当时过访星洲的文人中水平参差不齐。后半部分则强调本土诗作的选择应由寓居文人自行裁定，唯有如此才名实相符。邱菽园此处所言之“画疆分治”与“自固藩篱”，充分彰显出寓居文人的主体性，以及改变之前过度依赖或完全移植中国文学的意图。这种理念是新加坡文学在本土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宣示，其意义不亚于邱菽园在创作实践中的本土化尝试。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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