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作者：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马克思是一位特殊的思考者和写作者——他一生的写作历程长达五十余年，但成型、定稿的作品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手稿、笔记、摘录和书信。对于一位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的理论家来说，其观点和体系的丰富内涵既体现在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也深藏于对这些观点和体系的探索、论证过程中；就马克思而言，尤其如此。他很多重要的思想及其论证就隐匿于那些散乱的大纲、初稿、过程稿、修正稿和补充材料之中。如果不花大的功夫对其文本细节进行甄别和辨析，而是大而化之、浅尝辄止地对待，甚至满足于外围言说、宏观定性和评价，是很难走进其丰富而深邃的思想世界的。
有鉴于此，本文拟根据原始文本、文献对马克思思想演变进程中的几个关节点进行重新梳理和分析，试图在困扰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一些难题上有所突破。
马克思思想的起源与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由于特殊的时代境遇、实践发展和学科分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少论者倾向于把马克思的思想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予以理解和阐释。但如果追溯马克思思想起源时期的情形，把迄今为止留存下来的“中学材料—大学文学作品—哲学笔记—博士论文”作为一个文本单元统摄起来、从总体上进行观照，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实质关联：“特里尔传统”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场”，经千年风雨洗礼如今仍巍峨耸立的那些古罗马恢宏的建筑及其所蕴含的宗教氛围、情怀构成马克思成长的环境和背景；而启蒙主义教育和大量人文经典滋润着他年幼的心田，在“适合抒情诗的年龄”，他“以情感来观照人性、理解世界”，在爱中体味、追问和展示爱的功能和内涵、浪漫与困境，最终意识到情感的局限性以及升华和超越的必要性；“回到古希腊‘衰落’的时代”对“原子论”哲学的追寻，激发他对自由与必然、个体与总体、本质与现象、短暂与永恒、主体与客体等哲学原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较为成型的思维框架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理念。这些哲学思考、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对马克思后来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展开的探索，以及更往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转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建构确实带有强烈的批判成分，但实际上他的批判具有典型的“德国哲学式”的特征，绝不是面对传统弃之不顾、彻底打碎、颠覆重来，而是在深刻剖析、反思基础上的扬弃和超越，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的传承和推进，是源自涓涓细流逐步汇聚而成的滔滔大海。
马克思哲学思想转变的逻辑线索及其实质
马克思从1842年4月起开始为《莱茵报》撰稿，继而接任编辑，直至1843年3月退出，之后又致力于创办《德法年鉴》并于1844年2月促成第一卷的出版。通常把这一阶段称为其思想发展的“《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这一时期的文本包括：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30余篇时事评论、《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通信》（8封）、《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这些是表征马克思哲学思想变化的重要文献。以往将其概括为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但实际上如果仔细研读这些文本的内容，就会知道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其一系列著述中，马克思对这两种理解世界的“哲学方式”进行了公正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对其不同的形态从“类型”的角度进行了归纳和划分，切中肯綮地指出其症结：唯物主义体系中的“纯粹唯物主义”坚持客体至上原则，特点是“敌视人”；而“直观唯物主义”坚持自然至上原则，关注的只是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因而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人”；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坚持观念至上原则，追求绝对化了的“理念”或“自在之物”；而主观唯心主义则坚持自我至上原则，追求的是个体的“自我意识”。而马克思的“新哲学”既不是从观念、精神、自我出发，也不是单纯从客体、自然、物质出发，而是从它们之间关系的现实表现和变化发展出发，也就是说是从“实践”出发。因为实践不是凝固的点，不是僵化的实体，而是关系、过程和活动。实践是人的世界或现存世界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同时人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这是对僵持于本原问题上抽象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
异质思想的剥离对于思想培育和锻造的意义
《神圣家族》从问世起就遭逢了“寂寞”的境遇和命运。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理论合作、他们在世时定稿和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它是引起研究者高度关注和具有广泛影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它既是一部对论敌展开严苛的批判、对其观点和体系予以彻底解构的著述，更是一部建构之作，即通过剥离与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培育、锻造出一种“新哲学”的构架。
但是，回到具体文本，人们会发现，《神圣家族》又是一部很特别的书：其意旨、观点比较清楚，但涉及的问题却极其杂乱，几乎每一章节都包含了很多思想，彼此之间又交叠重合；各个章节之间篇幅很不均衡，层次和关系非常松散，笔调汪洋恣肆，情感澎湃激越，叙述逻辑不易把握；最为明显的是，正如这部著作的标题“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所昭示的，它涉及多重关系，需要悉心甄别。如此，用什么样的解释框架来统摄《神圣家族》的议题、材料和思想就成为理解和评价马克思、恩格斯这一阶段思想的关键。就这一点来说，释读这部著述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文本相比并不轻松，绝不能离开文本内容抽象地概括和评论思想，而是首先全面而完整地吃透细节，甄别清楚思路，然后据此把握和提炼出贯穿全书的总体逻辑，再根据这一逻辑，打乱手稿顺序，整合文本议题，通过对具体问题的一一考察，展示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恩格斯两种不同的观照世界的方式的异同，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意旨及其所达到的效果。
这样就需要解读者不惮琐屑和繁杂，在具体问题和论证思路上辨析毫芒，在整体透视“思辨哲学”的结构和症结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内容细致的释读，梳理“以纯观念、精神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在诸如法国大革命、唯物主义史、财产关系、“犹太人问题”“巴黎的秘密”和社会众生相以及具体现实生活等方面的表现和逻辑，进而体悟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以现实、历史和实践视角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新哲学”的契机和背景。无疑，这种辨析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及其丰富内涵具有重要价值。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资本成为塑造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力量以来，一方面，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使单纯局限于专业领域（比如经济学）的探讨和现实层面（所谓“发财致富”的路径）的操作都不能达致对其有效、准确而深刻的理解和透视，但另一方面，也使酝酿着新的思维方式和因素的哲学有了用武之地和发展契机。1846年蒲鲁东写下《贫困的哲学》，并自认为是他第一个用哲学的观点为经济学提供了内在理论结构，而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得以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和层面面对古典经济学。
时间再往后延伸，从1857年8月到1859年2月，马克思通过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结束的一组重要文献的撰写，使其长达15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收获，开始了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表达和建构工作。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分析把19世纪40年代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建立在了严密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借此社会主义也由人们头脑中改变现状的道德诉求、形形色色的革命主张变为有客观现实和规律支撑的科学理论和实践指南。这样说来，将上述文献组合起来命名的“1857—1858年手稿”无疑就成为处于马克思理论核心位置的重要文本。这一手稿所涉及的主要思想议题，诸如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思路及哲学方法、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运动、简单流通中的货币辩证法、资本一般及其生产总过程和形式规定性等，不但构成《资本论》后来结构的重要铺垫和前提，而且对于重新探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梳理其“原本批判”研究模式的转向，以及在思想史进程和当代实践图景中的独特意义，都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革命”的非模式化解读
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漫长的理论和实践生涯，就会注意到诸如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等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实践节点。作为毕生致力于社会改造的革命家，他们当年为理解、描述和分析这些事件写下了大量宝贵的政治文献，最为真切、全面地表达了他们对革命理论与现实实践之间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的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些文献或者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和解读，或者基本被人们所遗忘或者摒弃。
而假如我们能把这些政治文献作为一个有关联的整体进行详尽考察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在当年纷纭的理论纠葛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揭示他们关于“革命”的思想、观点和思路的内在逻辑及其演变过程，再现他们在处理理论与实践关系时所遭逢的困难及其所取得的进展，则不仅有助于摆脱传统的模式化的解读对其原始思想的偏离及带来的理论困境，加深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丰富内涵的理解，更有助于总结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和坎坷、推进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当代发展。
总之，只有奠基于全面而系统的文本基础之上，将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走进马克思丰富而深邃的思想世界，把握其思想演变的过程和逻辑，既有利于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也有助于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这无疑是对马克思这位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诞辰200周年最好的纪念。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09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