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话语建构要有理论清场的自觉

（来源：福建日报 2018-11-12 A09理论周刊 ）

 孙绍振　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

当前中国文论呈现着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文学评论可谓极其繁荣，话语日新月异，云蒸霞蔚。另一方面，这些话语无不来自西方前卫文论。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权威理论家却早已并不讳言其困惑。

韦勒克·沃伦声言理论在解读文学文本时“一筹莫展”，伊格尔顿干脆宣布文学由于不能定义，其存在只是不同历史时期所建构的不同想象而已，而美国文学理论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更坦言，西方有许多套文学理论，但是没有一套是能够解读文学的。在美国，最悲观的说法就是（文学）理论已经死了，已经转而到流行歌曲、装饰、电视等方面去了。

显然，西方前卫文学理论危机严重到放弃了文学，然而在我国，并非少数的学人，仍然对西方文论作疲惫的追踪，以抢占西方话语先机为荣。

为什么高踞强势文化制高点的西方前卫文学理论家，不得不一再承认在文学文本面前“一筹莫展”？只要有起码的文化自信，就不难看出其根源在于西方文论的传统以演绎法为主，用苏珊·朗格的话来说，就是以概念的严密和自洽为务，作从概念到概念演绎。这种方法，当然比直觉、印象式的评论要“科学”得多。但是，这种“科学”性并不是绝对的。概念的优长和局限是对立的统一。抽象化的概念乃是对感性文本的概括，虽然比之印象、直觉有其深刻性，但永远不能穷尽其丰富性。

概念的普遍性抽象乃是对特殊的感性的超越，对于丰富的感性、特殊性的牺牲是建构概念的必要代价。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层次越多，失落的信息就越多。这就注定了不管主观上多么追求其严密自洽，实际上很难避免因脱离文本而渐行渐远。

西方前卫文论对其方法局限性的不清醒，最终导致了一种完全不顾文本的理论中心论。大块文章变成理论的摩天轮式空转，其极端者沦为文字游戏。这一点连希利斯·米勒都不能不承认，其文学评论软弱到“好像一个小孩将其父亲的手表拆成一堆无法照原样再装配起来的零件”。然而，就是这样的完全失去合法性的文学理论，却在我国拥有霸权，甚至占据主流。原因之一，乃在吾人对其文化优势的迷信；其二，乃是在其文化霸权面前的自卑。

霸权不管多么“神圣”，却不能回避一个根本的问题，即理论的合法性从何而来？西方前卫文论，习惯于其理论合法性从理论中来，理论从理论中得到证明。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哲学常识问题——理论（真理）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理论从实践中来，而不是从理论中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西方前卫文论的危机，由于脱离实践，陷于经院哲学概念的高蹈，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西方的经院哲学，对概念的繁琐辨析和纠缠，与宗教权威联系在一起，有千年以上的传统。繁琐而脱离实践的文风，至今还在影响着西方学院派的前卫文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乃是我国立国的基础，而脱离实践的宏大理论，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本本主义。在西方前卫理论的霸权面前驯服，造成了中国文论的很长时期的失语，近年国人逐渐有所警醒，不少有识之士乃有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建构中国话语的探索，如余岱宗本着实践真理论，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文论的原创动力来自当代文学实践”“理论原创需要文学批评叩问当代文本”。可以肯定的是，从中国批评实践中建构文论话语的自觉已成气候。

但是，一切理论体系都是历史的变革中的积淀，就连西方前卫文论也不仅仅是当代的产物，其建构经历了对其古典文论的批判和继承，是其文化哲学、美学、文学理论传统的历史性的衍生。同样，建构中国式的文学理论光凭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是不够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批评并不是直观的概括，需有理论作为准则。没有理论清场的自觉，就不能对西方前卫文论的局限性、遮蔽性加以彻底的澄清；第二，对当代文学的直接感知是有限的，经验是狭隘的，理论的普遍性必须是历史性的全面概括。批评实践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化过程，需要有历时性的概括力，直接从当代经验概括固然有原创性的可能，但是，从直接经验升华为系统理论，是很艰巨的。正是因为这样，恩格斯才说，人们不能不从前人的思想资料出发进行思考。就如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其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宏大的有机体系，也是在对欧洲经典学术批判中建构起来的。

正是领悟了这一点，余岱宗又提出对中国古典文论的继承，“文论原创要重视中国式的文本细读审美”。不过，由于人的心理的封闭性，仅仅是细读可能是主观的。如果允许我补充的话，那么中国古典文论的阅读论的实践和创作论的实践是结合在一起的。

西方文论的优长是宏观的哲学化、美学化、形而上学化，而中国古典文论乃是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的结晶。《文心雕龙》就是以创作论和阅读论为核心的。中国古典诗话词话作者大都是诗人。千年以来，阅读评论的焦点是诗的意境构成的成败，为一字高下之争议可持续千年，诗家推敲的创作故事成为典故，甚至成为日常用语。小说评点家如金圣叹、毛宗岗在细读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删节和补充。脂砚斋则参与了《红楼梦》的构思和修改。对创作的参与和对艺术妙谛跨越世纪的争议，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举世无双的特色。

文本的艺术奥秘是有其封闭性的，诚如张竹坡在评点《金甁梅》中所说，作者的匠心是要“瞒过”读者的。沉溺于读者中心论，结果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理论批评的任务，正如赖瑞云教授所说，乃是“从一千个哈姆雷特中确定最哈姆雷特的”，解构其中的假哈姆雷特。

这些慧语，给我们带来一种启发，那就是，要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不但要把中国文论，还要把世界文论的全部精华作为资源，把我们的视野提高到历史的水平线以上，这样才更有利于在他们徒叹奈何的地方，创造我们的话语与之平等对话，甚至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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