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方言“番”词语族的乡土味
(来源：福建日报 2024-05-21 10版 理论周刊·读书)
卢毅琨
“拖砻咿弯，番囝过番。番船[~公式~]到，量米煮昼……”这是莆仙孩童做传统“拖砻”游戏时所唱的童谣；厦门方言中也有“送君去过番，那送那心酸。恩爱无偌久，拆散心伓愿”，“番囝”“过番”“番船”等词正是旧时代莆仙乃至福建沿海地区人们因生活困苦而远渡南洋谋生立命的缩影。闽方言中常见的“番×”词语也成为福建海上贸易与文化交融的语言遗迹。
在与海外文明交流的过程中，琳琅满目的新鲜器物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闽地，闽民逐一为其命名造词。闽方言中的“番×”词语多达50多个，以闽南方言、莆仙方言、闽东方言为主。在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等地常见的有“番仔”“番客”“番爿”“番钱”“番黍”“番薯”“番姜”“番椒”“番葛”“番麦”“番鸭”“番鸡”“番匏”“番柿”“番仔正”“番仔历”“番仔灰”“番仔火”“番仔楼”“番仔狗”“番仔饼”“番仔囝”“番仔话”“番仔豆”“番仔油”“番仔码子”“番仔番薯”“番仔芦荟”“番仔荔枝”“番仔学堂”等。
上述所举词语形成了一个词语族，且有三大基本特点：一是形成了固定的词语模——番×，是造词的最初“模具”。二是基于词语模产生了一个词语族，具有高能产性。三是词语模中的模槽“×”一般选用闽地常见的物质概念，具有易识性。
福建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的前沿。悠久的海洋生活文化赋予闽民以独特的命名模式与名称标识。上述所举词语属于闽方言中的描写借词。描写借词，是指汉语中以“洋、番、胡”等修饰性成分加上本地原有词语构成的、用来给外来事物命名的一类词语。现代汉语和其他汉语方言中，描写借词大多使用“胡、洋、外”等作为构词成分，闽方言则多用“番”。
何以闽民独独青睐“番”呢？“番”本义是兽足，许慎《说文》云：“番，兽足谓之番。从采；田，象其掌。”《汉语大字典》引陆游《军中杂歌八首》释“番”为旧时对西部边境少数民族或外国的称呼。南宋赵汝适在泉州市舶使任上撰著的《诸蕃志》，已经使用“番客”“番船”“番女”“番剑”等词。“洋”作为外来事物的标记最早出现于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造白糖”条目中提到：“最上一层厚五寸许，洁白异常，名曰洋糖。”“胡”“外”作为构词语素标记外来事物的能产性不强，鉴于福建自古以来便是外来物品的首要流入地之一，这两个语素显然难以满足大量的命名需求。因此可以说，“番×”词语模是闽语的历史选择和闽民的自身需求相结合的产物。
闽民自两汉以来，独特的海洋文化经验以及对外来事物的认知都转化成造词理据且进一步深化为词源结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现今闽民对于外来事物的命名模式。“番”在闽民的认知经验中已经成为“外来”的名称标记，大多数的舶来品都可以适用“番×”的命名模式。
选择何种事物嵌入模槽“×”，背后体现的是闽民对造词材料的自由选择和对“名从主人”命名观的灵活运用。“番薯”是最早进入闽方言的外来事物，它在16世纪七八十年代自吕宋传入漳州和福州，继而波及福建各地。清代久任福建按察使和布政使的周亮工在《闽小记》中记载：“（明）万历中闽民得之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
据农业史的研究，番薯传入中国除了从东南海路进入闽地，还有一条线路是从西南陆路进入云南，在当地的旧县志中称之为“红蓣（芋）”（明嘉靖《大理府志》）、“红山药”（明崇祯《太仓州志》）。四川、重庆、贵州、湖北等地还将番薯称作“苕”（清光绪《江津县乡土志》）。
据周光庆先生研究，人们在命名造词的时候，往往希望名称能表现自己关于这种事物的生活经验，表达这种事物的特定意义。因此在不同的方言中，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同一事物创造不同的名称，常常呈现出“异名同实”的局面。
闽民根据自身的初步观察与长久的农耕经验将这种外来作物归入“薯”类，实际上是以实定名，而又“名从主人”。《管子·九守》强调：“修名而督实，按实以定名，名实相生。”以实定名的同时，闽民抛弃音译外来事物的做法，采用“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的命名观。《谷梁传》：“夏，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善稻”，范宁集解：“夷狄所号地形及物类当从中国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缓，而言善稻。”这种命名观能最大程度上吸收、容纳外来事物进而成为方言词汇的一部分，其背后体现了汉语命名中的闽地经验。
饶有意味的是对马铃薯的命名，据翟乾祥先生考证，马铃薯大致也是16世纪末从东南沿海引入的农作物。《闽南方言大词典》中记载厦漳泉三地还有将马铃薯称之为“番仔番薯”。可见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番薯”就被闽民所接纳并视作本土作物，以致马铃薯被识别为“外来的番薯”。
总之，闽台“番×”词语族的形成深深烙印了闽地乡土文化的特征。语言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关键，语词的结构模式背后蕴含着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经验与思维方式。闽方言“番”类词语的大量衍生及其命名理据，一方面受益于海外贸易之发达，一方面受益于闽地物产之繁盛，是闽地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发展的综合体现。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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