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书学观：临帖不如临碑
（来源：福建日报 2024-5-21 10版 理论周刊·读书）
杨宗锦
梁启超，这位晚清时期的杰出思想家和改革家，不仅在政治、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书学观及书法实践也同样独树一帜，深受后世推崇。
梁启超的书学观深受清中期碑学潮流的影响。他曾在《稷山论书诗序》自述：“记十二三岁时，在粤秀山三君祠见心老书一楹帖，目夺魂摇不能去，学书之兴自此。”心老即晚清著名魏碑书法家陶溶宣，魏碑书法作品独特的韵味深深吸引了他，从此便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又受到了赵熙、康有为等人的书风熏染，广泛收集碑帖，终身研习书法，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除了书法实践，梁启超还精通西方文艺思想，善于运用理论分析的方法来探讨书法艺术。以《书法指导》为例，这篇文章是他在1926年清华大学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上的演讲记录。在这篇文章中，他全面分析了书法的生活价值、美学价值以及临习门径等5个方面，尤其是就书法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以及个性的表现等方面的美学分析，为现代书法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模仿与创造在美术及其他艺术领域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梁启超认为模仿是有益的，而非无益，无论是在何种领域，人类生活亦包括在内。历史上伟大的人物，难免进行模仿。每一方面都应看重模仿。特别是写字这种艺术形式，更应从模仿开始。并非认为前人智慧和才能胜过我们，而是因不同的兴趣和嗜好，导致各自的成功。
梁启超在模仿的道路上提出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专学一家，深入学习某一家风格，如学习书法时专攻颜真卿或欧阳询等。这种模仿简单直接，易于上手，并有其独特的范围和易像的特点。然而，这种方法有可能阻碍创作，使人受约束。另一种方法是学习多家风格，广泛吸收各种优秀元素。这种综合模仿法虽有可能泛滥空洞，却不妨碍天才的发挥，有利于自由创作。他倾向于采用综合模仿法，不偏爱于专攻一家，这种方法可以将模仿作为过渡，然后转向创作，是一种更上策。需注意的是，在模仿不同风格时需要分阶段学习，避免混杂而影响效果。同时，采用精心选择的方式学习不同碑帖，相互交替模仿相反的风格，最终自成一家风格。
在书法练习中选择什么样的资料进行模仿是至关重要的。梁启超认为在传统上，人们一直强调临帖，但帖和碑并不完全相同。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南唐五代的《澄清堂帖》，北宋时期的帖非常盛行，如《淳化阁帖》《淳熙阁帖》《大观帖》皆为皇帝所刻。真正有名的帖，如《绛帖》《潭帖》，也是通过对皇帝的帖进行翻刻而得来。初期的帖只有墨迹，这些珍贵的墨迹由前代书家留存，大都藏于宫廷，只能通过双钩刻在木板或石块上，然后翻印成帖，而好帖很难得，经过多次翻刻后容易失去原有特色。
相比之下，碑文比帖文更为稳固，原真面目少有改变。在古代，帖学曾经繁荣，随后碑学兴起。随着珂罗版的发明，帖学有望重新兴起。商务印书馆的《大观帖》等资料经过珂罗版的复制，保持了原样。尽管临帖仍具价值，但若无真帖为参考，则容易迷失自我。因此，帖难以寻得，还不如临碑。
六朝碑和唐碑是两种主要碑文风格，学习碑刻可以更好地保持原作风格和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六朝碑的好处在于字体真实且优美，价格也较为亲民。比较而言，唐代名碑或许翻印过多，临六朝碑则可以更准确地保持原作风格。在书家中，六朝碑刻更具学习的意义，因为六朝碑没有著名书家的署名，赝品也较少，因而更具独特性和高雅性。因此，学习书法时选择六朝碑作为参考，能更好地理解书法的演变过程和风格的转变。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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