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前四分之一，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是在武汉度过的。
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武汉所有接收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医院之间来回奔波：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巡查5家医院的ICU；最长的时候，他穿着防护服在ICU忙碌了10个小时。
他总是对医生们强调：“永远问自己一句话，我们在治什么病，为什么治的是这个病。”医生们这样评价杜斌：一个纯粹的医生。
“我不想在这儿待着，我想去武汉”
1月18日，作为国家卫健委派出的第三批专家，杜斌第一次赶赴武汉，加入由钟南山院士担任组长的6人高级别专家组，他是组中唯一的重症医学专家。
出发的时候，杜斌并不知道疫情发展到何种地步了，但他清楚自己的责任：“让我们来一定是有一些病人的病情进入了比较危重的阶段，需要ICU的医生来贡献智慧和力量。”
下飞机之后，杜斌拿到了45份病历。通过这些病历，他对新冠肺炎有了最初步的认识，但他觉得这还不够。
然而时间紧迫，短短的一天时间，专家组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听取湖北省卫健委和武汉市卫健委的汇报，到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交流，再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考察。
比起治疗，摆在高级别专家组面前的是另一个问题。1月19日，高级别专家组连夜返回北京，第二天就向公众示警，肯定了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现象，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正式打响。
回到北京后，杜斌接到的任务是在1月21日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视频会议，当得知会议要延后一天时，杜斌急了，他“想看看病人的情况”，因为自己是临床医生，“只有到床旁去，才知道病人的真实情况”。他和领导沟通：“我不想在这儿待着，我想去武汉。”
当天，他重返武汉，直奔金银潭医院的ICU。
在那里，他看到一个病人血液中二氧化碳水平异常升高，与支气管炎、肺气肿的病人状况相似，于是按照经验调整了呼吸机的指标参数。三个小时了，他紧盯屏幕，希望看到指标的变化，可是效果并不明显，他突然有种无力感：“某一个病人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一堆病人全出现类似的问题。”
“我和你们在一起”
从那以后，杜斌每天来回奔波在武汉所有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医院之间，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巡查5家医院的ICU。当时武汉市医疗资源紧张，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医疗物资以及防护装备都极为短缺，ICU病床更是一床难求。
1月26日，杜斌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派出首批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进驻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之后，又相继派出两批队员增援，整建制接管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重症监护病房。杜斌被任命为协和ICU的临时科主任。
最久的一次，杜斌穿着防护服在ICU待了十个小时，除了抢救重症病人，还帮助指导医护人员做好防护。“都是人，尤其是对于这样可能会影响自己生命健康的事情，大家都有恐惧，”杜斌说，“我觉得有责任去告诉同事们应该做什么。”
情况紧急时，给病人气管插管，杜斌都带头上阵。“我有这个能力去插管，如果我不做，我就没办法要求别人去做。告诉他们‘不用害怕’是没有用的，只有你去做了，大家才会知道这是医生护士能做到的，也是应该做的事情。”
他也会帮护士给病人吸痰、换床单，用行动告诉他们：“我和你们在一起。”
“让更多的病人获益”
作为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专家组成员，杜斌的责任不只是在一线抢救危重病人，他还要投入精力与全国的同行们探索诊疗方案。因为白天太忙，跟外地专家的沟通探讨多半在晚上进行。
既是临床医生，又是专家组成员，杜斌知道这意味着身上的担子更重。“万一判断是错的，影响到的就是对更多人的治疗过程。最重要的不是去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而是当你的决定能够影响一群人的生死的时候。”
为了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在一线救治过程中，杜斌等专家组成员不断总结经验，摸索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手段。在他们的努力下，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更新了七版。但对于新冠肺炎，还有太多的未知留给医务人员和科研工作者去探寻。
在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疫情防控英文记者见面会时，杜斌向中外媒体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最重要的是预防和控制，其次才是治疗，不做准备就是准备迎接失败。”
杜斌也一直保持着和国外同行的交流，分享新冠肺炎重症治疗经验。“一个团队再有能力也只是治疗一些病人，而如果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把自己的知识、能力、经验传播给更多的人，那不仅仅是把这个学科做得更好，而且能够让更多的病人从中获益。”
2020年4月18日，湖北新冠肺炎重症病例下降至22例，均为武汉病例。
4月15日，随着最后一支援鄂医疗队——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179名队员撤离武汉，武汉市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转移到本地医护人员肩上。
杜斌同另外19名专家继续留守武汉与他们并肩作战，“大家还是希望这些病人有个最好的结果”。（阚纯裕/文）